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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人工智能应用的国家战略

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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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都在竞相制定包括发展人工智能(AI)在内的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然而,它们在投资策略、与人工智能领先企业的合作、人才培养、预测可能的挑战等方面却行事各异。政策执行上的差别,也许将决定谁是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的领导者。

无论是视频游戏、财务应用、车辆、军事武器还是语音识别软件,人工智能的聚合都会产生“更智能”、更自动化的流程和服务。与无法通过学习而进化的“冻结式软件”不同,人工智能系统会随着接触新信息而不断改进。由于它具有使现有技术“智能化”的巨大潜力,未来社会将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社会和经济目的。

竞争现状

美国和中国对待人工智能有文化、组织和范围上的差别。北京向研究计划提供大笔国家资金,而美国私人部门得到的政府投资要少得多。目前,美国公司尤其是谷歌、微软、脸书和亚马逊主导着人工智能开发,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表示,美国缺少充实的“国家战略”进行人工智能开发与创新。特朗普政府最近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工智能预算削减了10%,降至1.75亿美元。奥巴马执政期间参与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也正在减员。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拨出数十亿美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以应对美国和俄罗斯的竞争。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概述了北京到2030年人工智能实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战略。

就范围来说,在美国,人工智能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军事一体化。美国军方领导人主张在进攻和防御武器上技术性、小范围地使用人工智能,限制武器的无人自主,保留人的指挥和由人掌握的控制系统。而中国不那么关注法律和道德问题,并准备把人工智能开发应用于整个社会,在产业、经济和军事领域让技术有更大的权限。

美国企业面临着中国的激烈竞争。类似于谷歌的百度是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分支领域的领导者,腾讯在流行消费应用方面也使用了人工智能。虽然目前是美国企业主导着人工智能革命,但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数字鸿沟”是无法逾越的。中国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比美国或印度几乎多三倍,移动支付使用次数多50倍以上,外卖送餐服务多十倍以上。这些海量数据宝藏加上研究成果的增加,将推动中国未来几年在人工智能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或者共同领先地位。

正如世界知名人工智能研究专家李开复和欧亚集团地理技术实践负责人保罗·特廖洛在他们撰写的报告中所称,这种数据优势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至关重要。业务涉及云服务、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公司收集到的信息,被用于面部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分支领域的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尽管中国在芯片和处理器的硬件生产方面落后于其他人工智能领先国家,但它希望依靠数据优势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中国的集权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奥巴马政府2016年制定的人工智能政策类似,包括长期投资战略、提倡私营部门与政府加强合作、计划培养高端工程专业人才,同时预测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潜在社会挑战。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战略:联合私人部门与国家,通过学术、研究、产业、生产和商业领域骨干企业的合作,建立先发优势。中国政府认为,兼顾军民两用可以保护中共的利益,发展警务、审查和监视可以维持强大的国安与国防体系。

虽然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倾向于避免触及军事合同和国家安全应用,但中国政府已经与百度和国家高校合作,帮助建立中国首个深度学习实验室。来自高校或企业的获得国家巨额资助的中国团队,在机器学习和视觉目标软件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苏州,当地的人工智能企业可获得高达80万美元的补贴,深圳的企业可以得到100万美元。国家支持的中国投资公司还投资美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这有可能泄露知识产权,或者达成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合作伙伴关系或许可协议。随着全中国各地都在建立人工智能专业,增加硕士学位和博士课程,来自北京的巨额资金支持正打造出一条获得顶级人工智能人才的通道。

中国期待在未来对人工智能采取广泛的全国性政策,使研究、开发和应用成果最大化,把不受欢迎的法律法规和道德后果减到最少。不过北京的目标还有更大野心,它是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促进国内的繁荣与便利。中国政府希望借发展人工智能的机会,通过城市、政府以及诸如农业生产、交通、社会保障、养老金管理和共同安全等领域的“智能化”,实现更有效的治理。另外,《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则》还寻求把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用于国防,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与美国不同,北京所希望的是让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实现“智能化”。

美国缺乏战略吗?

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曾经预计,在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让1/3的25-54岁的男性不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任美国财长斯蒂文·姆努钦非但没有预见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挑战,反而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问题“根本不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

正如贝尔弗中心2017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所述,美国的目标是人工智能的各种军事用途,但没有强调与社会相关的变革潜力。美国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通过发展军事威慑技术来与全球对手竞争。硅谷和国防部主要投资于虚拟现实,为的是提升训练及计算机视觉能力的有效性,以区分打击目标和非打击目标。目前,对更广泛的人工智能分析应用关键技术,或可以提高整体处理速度的云计算技术改进,美国还没有投入重金。

美国的方式方法,加上华盛顿与硅谷的紧张关系,威胁着美国为人工智能制定一个长期国家战略的能力。贝尔弗中心的研究认为,国防部应该增加涉及进攻和防御的一般性研发投入,应该促进国家安全部门与商用人工智能产业之间的合作。

如果军事系统无人自主的法律与伦理障碍以及政府拨款的削减导致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不断减少,美国将发现自己很难与中国的把人工智能应用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进取性规划竞争。华盛顿的领导层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革命将改变国家的战略、优先事项和利益,同时也将把全球的力量平衡转移到为此做了最充分准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