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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中国的新数字红利

201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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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低工资供应商,变成全球价值链上与美、德并驾齐驱的三个最重要环节之一。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公司债(目前接近GDP的170%),担心它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但飞快的数字化将使中国经济继续实现价值链升级。

采取“对外开放”战略近40年以来,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这使它成为消费品生产大国。此后,随着中国迈向中等收入国家,它本身也成为主要的消费市场。

2012年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意识到,国家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经济走到“刘易斯拐点”。在这一阶段,剩余劳动力供应将枯竭,工资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红利”也几乎穷尽,并遭遇全球性贸易保护壁垒。

中国仍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努力开拓新市场,但成本不菲。归根到底,要想持续快速增长,需要进一步经济改革,重点发展新技术,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政府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显示出它在致力于让市场配置资源,降低营商成本。政府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则展示了它让中国制造业基础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决心。这两项规划都旨在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社交媒体融入生产过程,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数字化。

201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网上购物占零售总额的18%,相比之下美国只有8%。中国三大技术平台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发展水平已经可与美国的亚马逊、苹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等全球科技巨头一争高下。

而且,根据艾瑞咨询,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达到5.5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的50倍。在中国多数城市,手机电子钱包应用程序已经取代现金,成为主要支付手段。

中国跃身数字时代得益于实体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以及新的商业模式。据布鲁盖尔研究所最近一项研究,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已经超过欧盟,中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如今与美国相仿,培养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博士比美国还多。此外,通过精简信息交流和优化协调复杂任务,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微信”贡献了人们从前难以想象的增益,2017年第一季度它的用户多达9.38亿。

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变与西方不同,它们对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激增和创新热情作出了回应。随着政府鼓励尝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中国企业正在颠覆传统做法。这一切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政府现在也感到压力,并通过采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尽力追赶。

在中国,即使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也可能比美国高,而电子支付是降低经营交易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提高了零售部门效率。但欺诈行为的出现和一些P2P平台的失败,说明必须有更严格的规管来维持系统稳定。

随着更多的活动实现数字化,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融入也越来越体现在数字空间。中国生产商可以在国内一级使用3D打印、自动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同时进军全球市场,并从国外购入理念和技能。当今,生产和消费可以分成无数不同阶段,但这也意味着新数字经济的众多成功将伴随众多失败。

事实上,中国决策者未来将不得不面对各种“数字困境”。中国许多公用事业,如航空、铁路、港口、电信,都是国有企业管理的单一产品实体。而新的科技巨头则有多产品、全方位的渠道平台,横跨所有部门,包括生产、配送、支付,以及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

就像下围棋,中国领导人必须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并以协调的方式在全国谋局布子,也就是说,要变革国有企业的商业模式。对国企改革步伐缓慢的肤浅抱怨,忽视了国企与上市数码科技巨头之间出现生产力竞争这一战略性挑战。

国有企业经理完全可以争辩说,繁冗的规定使他们处于竞争劣势,而科技巨头们却在享用国管电信、运输和金融渠道的免费午餐。科技巨头们则认为,如果它们能更快进入低效的生产和分配领域,尤其是移动支付领域,那么生产率会加速增长。

另一个困境是,数字化对消费者有利,但可能不利于就业和社会稳定。在“数字中国”一定会有赢家,有输家,但被取代的工人越早适应新现实,社会体系就越健康。

中国向知识经济转型,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位置,最终会产生“改革红利”。但这种转变有多么令人激动,就有多么危险。从未有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如此迅速地经历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革。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hina's New Digital Dividend》(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