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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发展新模式

201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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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期间,在阿斯塔纳宣布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点倡议。一个月后,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他又宣布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

5月14-15日,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总统来到北京,与27位其他国家或政府首脑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和习主席共同商讨未来计划。早在2015年5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就已发布,列出了指导原则、合作优先事项和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实现之后,大规模高速公路、铁路、连接通道(既包括实体的也包括数字的),以及一系列港口基础设施和蓝色经济项目,将通过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从路上和海上将中国与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这一倡议被称为“世纪工程”实不为过。

这一倡议的逻辑既简单又具革命性。通过复兴代表着和平与合作、开放与包容、互鉴与互利精神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国渴求守护并巩固其曾参与构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同样,通过复兴支撑这些古代贸易路线的精神,中国也渴望书写并分享全球发展中更为灿烂的新篇章,那是令中国实现快速崛起并令数亿人脱贫的增长模式。在全球经济缺乏增长动能的当下,对增长和发展的强调正当其时。

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产能共享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素。批评者称之为向易受影响的邻国悄悄倾泻过剩和过时产能的举措。但这种批评是错误的。相反,这种产能合作受到了中国1978年之后工业发展升级成功模式的启发。这一模式以两大原则为前提。

首先,作为一个农业型、劳动力丰富、资本和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的工业结构需要符合其既有(而非偏好)要素禀赋。快速启动增长的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而非软性制度建设的直接投资,同样应当符合短期国内现实而非抽象的发达国家处方或普适模型。当这种对人力资源和有形资本积累的投资转化为增长和减贫的良性循环时,工业将需要升级其现有结构,并以与中国发展速度类似的速率向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

其次,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力量是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过,由于基础设施缺陷、制度短板、寻租以及普遍缺乏竞争,工业化导向的发展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力量主导。积极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补充。当工业部门沿着产品精细化阶梯上攀之际,政府的干预及其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提升同样需要进化以支持制造业的这种升级。在中国获得中等收入地位之前,这种积极政策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共生关系需要灵活地与该国的快速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国30年来产能管理的成功肇始于改革开放后从其外国合作伙伴那里接收的国际产能转移。过去15年来,电子、建筑材料、铁路设备、航空和海上工程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竞争优势。通过将这些生产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向国外转移,中国可以传递经验,并帮助其发展中和欠发达合作伙伴创造就业、提升工业产能并促进增长,正如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快速工业发展那样。

在中亚,这种产能合作包括共同融资并建设具有战略价值的跨境运输走廊、工业和数字物流中心,以及化肥和合成燃料工厂。在非洲,产能合作可以打破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和金融短缺等发展瓶颈。通过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还能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对作为单一增长驱动力的大宗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

正如将东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的中国所引发的良性经济循环的意义远不止资本积累一样,中国和非洲的产能合作和转移同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转移工业产能和世界级基础设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新殖民主义,它将降低非洲交易成本,并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指出的,令这些国家在它们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领域释放螺旋式增长与发展的动能。

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式设计、远大的抱负和长期愿景证明了习主席将和平发展提升为中国经济外交重心的决心。2013年11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改革文件提及“一带”和“一路”概念,也证实了转型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尤其是需要改变其驱动经济增长的成功但过时的生产者模式。这个如今中国正试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同伴的模式,正是35年前的1978年11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所倡导的。35年之后,如果“一带”和“一路”成为习近平的不朽遗产,那么他必须拥有40年前邓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和热情,来实现中国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的再平衡。当中国最终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伙伴日益精巧的工业出口品的“最终消费者”时,“一带一路”倡议才会真正确立各国发展战略,找到互补性双赢优势,并实现其构想的令大多数人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愿景。海外的成功必须首先来自国内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