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策的适度改变有可能大大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具体来说，特德·盖伦·卡彭特认为，华盛顿应大量减少对抗性的“航行自由”巡逻，不再把北京当成破坏性因素来对待。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新加坡峰会之后，评论把这次峰会描述为习近平主席的巨大成功，认为它为中国主导亚太地区铺平了道路。但是另一种论点也在抬头，这种观点认为峰会的和平结果给中国制造了新的麻烦。

金正恩和文在寅取得的初期进展令人鼓舞，为半岛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但这只是第一步，许多棘手的障碍依然存在。

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总统最近采取的行动使美国对台政策关键而微妙的平衡面临被打破危险。他们的行动激怒了中国，使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本已令人不安的紧张加剧。在引起东亚的一场大危机之前，美国官员必须重新评估他们的行动方针。

韩国可能发现，依赖一个遥远的大国提供安全保护，本身就带有潜在的悲剧性缺陷。对韩国的未来作出重大决定的将是华盛顿，而不是首尔。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华盛顿外交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变的担忧不绝于耳。这种担心大部分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但特朗普公开与几个专制政权亲近，不顾它们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应当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虽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有许多好处，但它也有消极一面，当盟国的基本防务要依靠美国时，它们就放弃了决策自主权。搭美国的安全顺风车并不真的免费，事实上，继续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

华盛顿态度强硬，并不能诱使北京承担给朝鲜当局施加更多压力的风险。美国政府首先应该响应北京长期以来的呼吁，与平壤展开认真的双边谈判。

唐纳德·德朗普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电话交谈在美国引起焦虑反应。华盛顿的动作将包括提出更多让人不快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请求并进行稳重的外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拥有最高优先权的是美国利益，而不是维持良好同盟关系。这将是华盛顿的东亚和欧洲合作伙伴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自然都不希望与重要的经济伙伴对抗。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经济联系作为抑制因素的局限性。上世纪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精心谋划两国和解以来，第一次有位即将上任的总统似乎想把大选中抨击中国的言论变成实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