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蜂拥而上策略——在多个问题上同时攻击北京——看起来是根据特朗普自己的商业策略来制定的。预计特朗普的“杠杆”将令中国在核心问题上作出痛苦的妥协，因为中国害怕华盛顿的蔑视和威胁。

到2020年，美国与中国的创新竞争将加速。讽刺的是，特朗普的白宫选择了穷国产业政策，而中国却拥抱了富国的政策。

在“美国优先”政策框架下，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南海问题作为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主义等更广泛领域谈判时“讨价还价”的一枚棋子。在这种可能的“灵活、动态”南海政策框架下，中美南海博弈将呈现“震荡”发展，其震荡节奏取决于中美在其他领域的较量。

将今日中美俄关系视同当年中美苏“大三角”未免过于浅薄。今日美国的最大敌人是它的“心魔”：不肯承认美国霸权衰落，不愿平等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正当诉求。美国在国际社会寻找替罪羊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反而有可能让潜在盟友成为“自我实现”的敌人。

战争不是来自与人无关的力量，而是来自困难情况下人们作出的愚蠢决定。今天特朗普必须警惕一个既扮弱也扮强的中国。要实现他的目标，他必须同时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第５３届慕安会是美欧弥合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分歧的一次重要机会，遗憾的是美国不但没有增加欧美互信，反而强化了欧洲盟国对特朗普政府的疑虑和担忧。

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明显与中美发展“建设性关系”不符，不利于双方政府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特朗普政府不明朗甚至自相矛盾的言行也使美国的地区盟国和伙伴国难以适从。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显然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

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一直大力抨击中国，但他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批评和疏远中国乃不智之举，尤其面对朝鲜构成的威胁。朝鲜问题不仅将检验特朗普达成交易的能力，也将检验他施展外交手段与对手共同应对越来越大的共同威胁的能力。

对中国官员来说，特朗普总统任期第一个月是有用的入门参考，虽然不那么令人愉快。中国肯定关注着特朗普与安倍的会面，以了解这位新总统如何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

按特朗普总统的一贯口吻，他承诺要打一场过时的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将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绝不是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

特朗普及其团队具有强烈的现实和功利色彩，这使得摩擦之后的妥协成为可能。中国无意取代和扮演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也许最终会意识到，中国崛起无碍美国的伟大，美中之间能够塑造新型大国关系。

2月10日的通话中，特朗普表示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也提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主张。“中美必有一战”已不是冷战思维，而是热战、好战思维。这既不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发展大局。

即便美国新政府打算丢掉全球反恐战争的“包袱”，也未必能够在四处蔓延的恐怖活动中独善其身。所以，无论特朗普及其团队是否对中国存有偏见，只要反恐仍是本届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的合作潜力与价值就不应当被忽视。

特朗普重回“一中”政策应该受到欢迎，但他要明白，遵守美国的这一长期政策并不是给中国的恩惠，它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只要不涉及不可谈判的原则问题，中国将在公平基础上与特朗普政府就任何商业问题进行谈判。

由夏伟（Orville Schell）和谢淑丽（Susan Shirk）联合主持，亚洲协会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了专家组报告《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这份报告耗时约两年，在2017年2月这个时间点发表，目的是为特朗普政府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