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衡外部威胁，中俄战略协作会更加频繁，直到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恢复平衡。

美国表态“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一是逐步接受“无力改变中国”的现实，二是阶段性缓和中美关系的需要，其中是否暗藏美国未来会变幻对华施压手法，更需要进一步观察。

虽然AUKUS被普遍视为剑指中国，但它也受到地区乃至全球其他国家的反对。

美国对华战略“两面性”的新特征主要体现为在没有放松对华遏制打压的情况下，对“危机管控”给予前所未有的战略关注。这源于美方对中美实力对比发展态势的深层焦虑，是它试图单方面为中美竞争设置框架的深层图谋。

“喀布尔冲击”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是对美国的批评，但实质上是美国盟友战略自主匮乏的写照。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远航印太表明英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英国既想加深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又要干涉中国内政，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想法可谓一厢情愿。

美国不改变其对外行为，“无依之地”状态将会长期存在。

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另一种声音体现了更为精密的设计，有可能在对华战略评估中产生影响。它同时说明美国在对华强硬过程中是有成本下线的。

美国一直谋求建立一个完全由它主导的“单极世界”，即所谓“新世界秩序”，它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

中伊合作协议本身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由于中伊两国在目前国际环境以及对美外交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协议本身在客观上产生了提振伊朗对美外交博弈的信心，也增强了中国在对美外交中的砝码。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更聚焦，且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它将捍卫美国实力基础、促进有利的国际权力分配、维持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做法是实行“有边界的国际主义”，保持与世界接触并适当收缩战略目标，同时鼓励盟友与伙伴分担责任。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作为美国政治大变局中远未结束的一段历史进程，“特朗普主义”这份政治遗产将继续对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对于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中美两国都到了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