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发出警告，称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朗普总统的“对等关税”可能对世界贸易产生类似的影响。

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为应对新冠危机而努力重振多边主义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并反映全球相互依存的多个维度，对多边主义加以重塑。这首先意味着要确保一个开放和可持续的全球贸易体系。

问题不是东亚要不要加入到日本主导的CPTPP中，而是日本如何找到回归东亚合作的路径。

我们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贸易体系危机，它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坏的法律、孱弱无能的机构、鲁莽的领导者或无赖国家，而是来自于我们用以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的错误理论。正在逼近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我们了解世界方式不当的现实后果之一。

特朗普在亚洲奔波12天，为的是做成大买卖。但由于美国的亚洲政策正发生转变，强调美中愿景的竞争性其实是忽视了两国重新定义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机遇。

全球经贸格局正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在特朗普重新将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摩擦、冲突将前所未有，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而言是一次重大挑战。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产业结构竞争力，同时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

在当今全球贸易中，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融资、制造、最后组装到营销、物流，生产过程通常横跨许多国家。国际贸易中大量产品被称为“全球产品”。全球化在各个层面大大节约了工业和消费品成本，任何把美国企业采购和生产限制在美国本土的企图都只能导致国内经济萎缩而不是扩张。

为重振全球贸易，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各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特朗普崛起和英国“脱欧”的教训是，虽然理论上看似精妙，但全球化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包括笔者在内的信奉自由贸易者必须认真对待刺耳的反全球化呼声。

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如何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储备等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关键。应该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目标和手段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