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谈判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总结并归纳良性竞争的原则和规范对未来处理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新报告中所折射出的威胁感知与力求必胜的竞赢策略，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美国的战略焦虑。究其本质，尽管报告增加了针对全球合作的篇幅和内容，但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问题上的认知并未超越特朗普，正愈发将双边关系的光谱向竞争推移。

美国《芯片法案》中的“中国护栏”条款对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具有严重危害性，势必引发新的全球割裂式竞争。

中国正在追求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共同富裕路径，希望通过探索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方案。该方案将与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美好未来”形成竞争，并共同引导国际社会将关注点拉回到本国的民生发展问题上。

“竞争”这一口号不仅体现不了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的客观现实，没有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意味，无法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定性，同时也会给拜登政府重新思考对华战略带来困难。

法案反映了美国国会两党在北极问题上的高度共识，基本框定拜登政府北极政策的主基调，表明美国北极政策已由明确中国是“竞争者”到确定如何与中国竞争。

中国一直在太空科技领域进行大力投资，而美国的太空计划似乎越发停滞不前。如果保持这一势头，中国或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太空大国。

政治上，中美关系正处在建交以来最低点。双方都需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以重建信任。期待明年1月美国新一届政府重新开启中美对话。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需要建立一个框架来遏制对抗。

尽管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称之为新冷战却是一种误导。双方都应当寻找必要的“底部”和“安全网”，以建立起最适用于美中合作性竞争的框架。

虽然蓬佩奥与杨洁篪的会谈在日益升级的大国冲突背景下是一个令人欢迎的缓和迹象，但这次会谈似乎只是给双方提供一个机会，摸索对方在两国诸多 存在分歧领域的底线。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演化是战略性和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利益性的，在美国大选、全球疫情的特殊敏感期里，重大事件开始取代自然积累，成为塑造未来两国关系形态的根本动力，中美关系全面失控危险越来越大。

疫情加快了美国在军事、经济和传播方面对中国的抵制，并使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美之间存在着逐底竞争的巨大风险。

特朗普政府最近试图对中国电信技术龙头企业华为公司关上大门，这打破了迄今为止国际合作的黄金标准。

如果华盛顿继续顽固坚持“美国优先”，放弃长期以来的国际领导地位，那么新冠病毒只会加剧中美竞争，并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

中美技术竞争的后果之一是全球高技术供应链的脱钩，这在短期内会让所有人付出代价，但长期看实际上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