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中日间的恶性竞争给各方利益都带来了损害。

“四方安全对话”未来继续沿着机制化建设的方向推进，将是大概率事件。不断面临利益差异和立场分野的干扰，将是“同盟”管理的结构性难题。

在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仍存在一些活动空间。中美都不应当将这段时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视为“垃圾时间”，双方都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扩展中美关系中的积极一面，争取不那么糟糕的走向和结局，避免落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泽连斯基“胜利计划”与中美俄三边关系走势密切相关，要实现其计划，仍需等待或者创造合适的外部条件。

如果继续令自身经济政策陷入地缘政治窠臼，并消耗有限的资源，欧洲未来将更难扭转新兴产业地位和国际经济影响力缓慢下滑的趋势。

9月2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劳动节，也是2024年美国大选被认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关键节点。事实上，持续伴随着不确定性的此次大选已在6月27日首次电视辩论之后的两个半月里经历了巨变。随着在任总统拜登退选、副总统哈里斯接班的快速变化，原本“两个总统”二次对决的基本结构被彻底打破，选举政治被快速抛入了难以预料的未知水域。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广为流传的“美国衰落”论？民粹主义抬头会影响中美外交决策吗？中国应当如何平衡安全与发展？带着这些问题，《凤凰大参考》在第十二届世界和平论坛现场，对话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达巍。

2024年9月4日至6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5日的开幕式讲话中宣布，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定位。那么，如何理解这一新定位，中国未来又将如何推进中非合作呢？

美国大选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活跃期，而政党竞争、选民诉求、利益集团分歧等问题，均通过大选折射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和外交决策上。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有五个维度可观察美国政治对其外交的影响。

美国的战略调整将冲击脆弱的全球战略平衡，引发军备竞赛和安全恶化的恶性循环。核武器定位与导弹防御问题同步重新升温，似乎暗示着国际军控领域“冷战思维的回归”。

中美关系实现向前走，必须确保稳下来。稳下来的前提则是要有更加明确的底线和红线意识。

扩员虽是必要，但如何扩员更为关键。30多个国家排队加入金砖，既不能来者不拒，也不能一概回绝，需要制定相关规则和程序，需要综合考量金砖机制发展的承受能力和申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按照相应的原则进行。

当前国际冲突的特点是没有国家会轻易升级对抗。

哈里斯所代表的真正变革，可能既非其政策承诺，也非竞选策略，而是其独特的身份。即使当选，她的执政也将面临国会可能被共和党控制、极端主义盛行、政府债台高筑、美国霸权衰落、国际冲突连绵不绝等严峻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的两卷本新著《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形成、变化、特征及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美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