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半年的房地产繁荣与增长基本上是银行信贷过度扩张的结果。当社会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全面推高资产价格，以资产价格快速推高来拉动GDP的增长时，这种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随时都可能存在泡沫破灭的风险。

中美BIT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然而应该看到，中美BIT将使中美产生强大共振效应，产生“1+1>2”的效果，将在维护全球投资健康发展、建立更开放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减少投资贸易歧视和壁垒、抵制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示范作用。

为重振全球贸易，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各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

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最终会让美国人自己付出代价。由于肩负促进全球经济的巨大责任，北京和华盛顿需要向世界展现它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决心，共同维护开放的、包容的全球贸易体系。

里约奥运会开幕在即，接下来的三个奥运会主办国必须要了解举办这一赛事的广泛影响和全球性期待。奥运会被太多外部负担拖累，当前的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必须对此进行反思。

我们常听人说中国“操纵货币”，损害了美国经济。一些人表示，如果把中国当成汇率操纵国来惩罚，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美国贸易逆差就会减少。但究竟什么是操纵货币？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真对美国经济有好处吗？

在7月参议院选举大获全胜后，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获得了战后日本执政党罕有的巨大权力。值得担心的是，靠着“安倍经济学”口号赢得选举的自民党，是否会再一次将政治资源耗费在修宪这样的政治目标上。对日本来说，眼下经济问题远比修宪更为迫切。

法庭对南海作出明确裁决后，中国的新战略可能是为降温而重作调整，避开岩礁、沙滩和物理版图，围绕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潜在多边利益进行重新规划。

G20杭州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和G20自身发展面临转折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作为主办国，将为此次峰会的成功召开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为促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发展的目标作出独特贡献。

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短缺”。如何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储备等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关键。应该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目标和手段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美国基础设施百废待兴已经不是秘密，去年12月国会通过的3050亿美元高速公路法案只是杯水车薪。改善美国基础设施，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合作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中国资本外流及其对富国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导致了巨大的需求缺口。减少贸易逆差的主要途径是美元贬值，而这需要中国降低外汇储备。谈判才能解决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在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作出让步。

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国两家最大电信供应商违反制裁规定，向伊朗、朝鲜、古巴和苏丹出售美国技术。华为、中兴要想在美国有更宽容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作出选择，是按中国政府的要求支援友好国家，还是遵守美国针对有争议市场的销售禁令。

美方合伙人意外宣布退出高铁合作项目，说明在政治掣肘下，单纯的商业目标在美国注定难以为继。

长期来看，一系列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和新的全球规则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方向。中国必须加强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水平，打破市场壁垒，消除机构障碍。利用开放竞争将推动这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