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要有新突破，核查机制恢复必不可少，但核查机制必须要有新思维。

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军事同盟，也不会走向分裂，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冷战后双方长期战略互动结成的认知共同体。

大国在崛起进程中“挨骂”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挨骂”的背后还隐含着西方人为制造“敌我认同”和“善恶认知”的冷战逻辑。在减少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方面，中国仍有不少主动作为的空间。

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同质与异质的矛盾将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两组矛盾只有在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要制止中日关系“战略漂移”，坚守四个政治文件是关键，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明确和巩固三个共同认知基础。

中美没有领土争端，双方也没有美苏时代的意识形态极端对立，因此，避免单纯用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零和竞争来定义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关系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远景并不是没有管理的无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种不仅中美之间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也对中美两个大国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国关系。

拜登新政府在外交理念上正朝“外交为民”转向。这种转向在国内体现在美国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在国际上则体现在美国外交要更多地通过外交斡旋等非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意图。

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欧盟认真思考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大势后做出的战略抉择，因此可以说它是双方战略利益交汇的结果。

迅速恢复高层对话对中美关系今后几年的发展具有开局引领作用，其间既要有只争朝夕的效率意识，也要有确保对话质量的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