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搞意识形态竞争、对抗的动机，有的只是在面对美国全方位极限施压之下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变之举。所谓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根本就是美国人为建构的一种情境。

中国冀望通过“三个更好统筹”的指引与推进，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现代化路径，通过增强自身发展的确定性与可持续性来为世界发展赋能，同时增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信心。

美国“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中国发展战略与进程的功能，但其定位存在严重缺陷。

北约亚太转向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这也为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压力，如进一步加剧台海、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但鉴于北约亚太转向的有限性，中国在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的同时，也不必做出过度反应。

北美领导人峰会主要聚焦该地区事务，但美国并没有将其局限于地区层面，而是从服务其大国竞争尤其是对华竞争的战略层面加以运作和考量。

二十大报告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更加严峻。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变化，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使命任务与实现路径。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最大特色。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美国优先、兼顾国际”的特点。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更注重基础性、持久性、系统性和危机管控，虽然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显得更加理性温和，但其政策实践与政策宣示之间的矛盾与差距也更为突出。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报告目标更清晰，领域更全面，操作性较强。但由于可用资源有限，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倡议，还是安全层面的构想，都体现出战略目标与实施能力的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