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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积敏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认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三个视角

2023-04-26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构筑起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对华战略竞争模式,其中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就是突出并强化对华意识形态竞争。

在国内,美国通过渲染中国对美国民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威胁来达到整合府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的目的。在国际,美国通过“民主对抗威权”的话语叙事来团结所谓西方民主世界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

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报告指出,“中共加紧将其治理体系描绘成优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并“认为自己正在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美国认为“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项价值主张,挑战美国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此美国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了回应措施,如特朗普政府与主流媒体在涉华报道时常使用“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中国”“中国共产主义政府”。

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重视价值观联盟的构建,而渲染中国意识形态威胁是其整合国际力量的重要手段。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未来十年的国际秩序之争看做是民主与专制秩序的较量,拜登总统在前言中宣称“独裁者正在加紧破坏民主,并输出一种以国内压制和国外胁迫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因而“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正在展开一场竞赛,以展示哪种治理体系能够最好地为其人民和世界提供服务”。

除了上文提及的政策工具这个视角外,权力视角与历史视角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首先,这反映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霸权式微的疲态并由此而产生的霸权焦虑心态更加凸显。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日益接近,双方有可能会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焦虑的美国和过度自信的中国滑入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敌对之中,双方很有可能会开始进行互相破坏的意识形态战争”。

其次,美国以意识形态好恶为依据来制定外交政策偏离了美国建国元勋们的教诲,忘却了国父们坚持的“初心”。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就美国对待国家间关系应秉持的态度做出如下告诫:“对一切国家要讲信义和公正。要力求与一切国家和睦相处……应该培养正直的、和睦的感情来对待一切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无论是做那一种奴隶,都足以使自己偏离自己的职责和利益。” 如今,美国政府从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形态偏见来看待中国的政策行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效应。一定意义上来说,如今的美国已被意识形态“心魔”所俘获而变得日益偏激,甚至不可理喻。这种情形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对于美国自身利益恐也无益。

中国应谨慎加以回应,既要坚定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同时又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不为美国预设的“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提供论据,避免跌入意识形态对抗陷阱。实际上,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或原则。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我们不干涉别的国家内政,革命不能输出,各国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凡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中呼吁:“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显然,中国没有对外传播与推广意识形态的意愿,更没有搞意识形态竞争、对抗的动机。中国有的只是在面对美国全方位极限施压之下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变之举,是一种防御性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根本就是美国人为建构的一种情境,而这种情境的建构对中美乃至于世界而言绝非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