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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大国”四方博弈

202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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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全球权力分配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在苏联解体、美国取得了罕见的单极主导地位之后。从中国崛起成为地缘战略和经济强国,到俄罗斯领导层的军国主义叙事和野心复苏,再到欧盟经济和政治的瓦解,21世纪的头20年或许将作为大国竞争的关键转折点载入史册。而这也是暴风雨来袭前的宁静时刻。

过去几年,我逐渐构建起一个框架,发现它非常有助于部分解读和理解潜在的动态因素。我将其称为“大国”四方博弈,涉及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此处,需要清晰地界定“强国”与“超级大国地位”的一大区别:前者指的是在多个地理区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权,后者指拥有雄厚的、面向全球的雄心和能力的大国。即使中国正在不断巩固经济和制造业实力,我们仍可能将美国视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和金融超级大国。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非断言参加四方博弈的四个实体(三个民族国家和一个超国家集团)是世界上仅有的“大国”。首先,印度对这四个实体都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影响力,也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大国。

四方博弈的关键组成部分

回顾过去20年的变化,四方博弈可以分解为四种不同的关系。

首先,中美关系日益呈现出激烈的战略竞争态势。这一趋势或许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时代2011年11月公布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促使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精英达成广泛共识:中国的经济实力、战略信心和地缘政治灵活性日益增长,对美国霸权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尽管美国偶尔会发布一些委婉的声明,强调事实并非如此,但如今中美两国确实陷入了一场全面的战略竞争。这场竞争涵盖敏感和尖端技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影响力、贸易和经济,以及软实力和伪意识形态冲突。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此类竞争的爆发点尚未演变成充满破坏性的战争。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两个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核大国之间直接对抗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使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王缉思设想的“热和平”模式仍可能继续存在。

另一方面,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开始从战略相互依赖逐渐转变为动态对抗。这一变化最初缓慢( 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然后迅速发展(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两个经济体在能源(截至2021年,俄罗斯是欧盟主要的石油(90%)和天然气(40%)供应国)、贸易乃至资本管理(欧洲是俄罗斯寡头喜爱的财富聚集地)等方面高度相互依赖,但过去十年的形势表明,布鲁塞尔与莫斯科的关系已严重恶化。面对持续的俄乌战争,欧洲主要国家坚定地与基辅结盟,共同反对它们眼中的俄罗斯侵略行为。

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与中俄伙伴关系

阐述了上述先决条件之后,我现在简要地概述两个观点。第一,中美竞争和欧俄对抗加剧,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加强,也促使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

其次,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和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关系越紧密,北京和莫斯科巩固双边关系的动力就越大(尽管还没有形成正式联盟)。

中俄关系的发展势头日益增强,反过来又加强了华盛顿与布鲁塞尔在对华、对俄政策上的深度协调,直到最近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出现的“决裂”。

第一,我们应该注意到,中俄并非天生的合作伙伴。从20世纪初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并参与八国联军侵华,到近代中苏关系破裂,不信任和怀疑一直是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特征。即使是1994年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就长期存在的陆地边界争端达成的和解也并非毫无争议,尽管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举措或许使得两国在21世纪初的贸易、能源和战略合作得以显著拓展。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警告说,由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组成的“反霸权”联盟将对美国构成危险,因为这些国家“不是靠意识形态,而是靠互补的怨恨”联合起来。普京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预示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希望彻底幻灭,这为其转变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和反对者、构建有韧性的非西方主导的新世界秩序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认为,华盛顿不愿接受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并因此感觉受到冷落。事实上,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往好了说是冷淡,往坏了说是彻头彻尾的怀疑。2022 年以来,俄乌冲突的急剧升级显然加剧了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的裂痕。这也使得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而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北约集体安全保护伞的主要贡献者和支柱。美国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成熟的军工综合体,欧洲领导人期待拜登政府批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设备和弹药,以支持乌克兰的战争行动。

第二,这种依赖与布鲁塞尔对华立场的日益强硬同时发生,或许并非巧合。此前,欧洲权威机构将中国视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市场和可靠的经济伙伴,如今其言辞和姿态却充满敌意,它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经济竞争对手”,以及(或许稍微沾边的)“合作伙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2021年5月搁置。2022年至2024年间,欧洲公众和政界人士对北京的敌意持续上升。2025年初发布的《欧洲防务未来白皮书》宣称,中国“正在威胁欧洲的安全和利益……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以及欧盟的经济利益构成风险”。

面对此类言论,中俄两国似乎并未受到影响:2013年至2023年,中俄两国元首已会晤42次,并建立了“深厚友谊”。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将中国视为金融基础设施、国际货币清算服务、投资和先进技术(非军事用途)的主要提供者。与此同时,中国将俄罗斯视为能源贸易、北极勘探和粮食安全领域的宝贵合作伙伴。

特朗普的“决裂”

如何才能停止这种相互强化的循环(如上文第二个观点所述)?与地缘政治中的许多问题一样,关键在于美国。长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外交政策展望中都持有亲俄立场。事实上,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就多次称赞普京,并享受与普京“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也曾夸耀与自己关系密切且友好的其他多位国家领导人。在2018年的赫尔辛基峰会上,特朗普为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辩护,尽管这或许更多地是出于他的自身利益和生存本能。

在特朗普2.0时代,所有初步迹象都表明美俄关系将重启。这究竟是应该被视为“逆向尼克松”还是“21世纪梅特涅式战略”,或者是否存在一个“大战略”,仍有待观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中美轴心的美国和俄欧轴心的俄罗斯,至少正再次相互靠近。

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北京和布鲁塞尔能够而且应该寻求重新调整两国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已经略微软化了她的对华措辞,指出“在竞争激烈、交易性质强烈的地缘政治时代”,中国和欧盟必须携手合作。

这样的言论能够转化为具体的突破吗?

答案尚不明确。尽管中国领导人积极争取欧洲企业和投资者的支持——习近平主席近期与欧洲重要人物的会晤便是明证,但在重新稳定和巩固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关系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体系似乎较为谨慎。虽然高层的姿态和讲话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但政府间交往依然冷淡。不过,特朗普及其政府中众多疑欧派、“美国优先”的追随者造成的裂痕至少为中欧创造了足够的合作空间。

中美欧俄四方关系绝非决定性因素,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欧盟的内部运作和内部政治互动,尤其是在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然而,它表明,正如美国和俄罗斯试图做出“难以想象”的事情一样,中国和欧洲也同样可以做到。

这一切将给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