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举行的白宫欢迎仪式的致辞中指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表明了中方对中美竞争的立场。9月29日，特朗普在白宫AI企业高管午餐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谁能赢得超级智能，就能赢得竞争”，“美国公司在竞争中占据统治地位，我们要保持这一优势”。
当前，美国国内已形成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领先的共识，但对于为什么要领先、如何保持领先、是否应该放慢前沿发展存在明显分歧。其中的核心问题则是：与中国合作究竟有助于美国维持领先，还是会威胁领先美国的领先地位，以及如何把共同风险合作与技术竞争适当隔离开来。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并非由单一政策理念所驱动，而是呈现出多重逻辑结构。其中，竞争优先构成其主导逻辑，发挥总体约束作用；国家安全、技术加速和开放生态则构成实现竞争优势的三种次级逻辑。三种次级逻辑并非静态并列，其相对权重随着技术突破、安全事件以及中美竞争态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在具体政策议题上表现出竞争、妥协与重新组合。主导逻辑与三种次级逻辑之间的持续互动，由此构成理解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演变及其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分析框架。
一、竞争优先逻辑：美国AI政策的主导目标
竞争优先逻辑是特朗普政府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的主导逻辑，它将维持美国相对于中国的AI领先地位本身视为优先政策目标，并以是否有利于美国赢得中美AI竞争作为评价国内监管、技术发展和国际合作政策的重要标准。
2025年3月26日，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即在给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 （Michael Kratsios）的科技政策任务书中提出问题：“美国应如何确保其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保持无可匹敌的全球领导地位，并维持相对于潜在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7月23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将“赢得AI竞赛”作为政府AI战略的最高目标。在这一目标下，行动计划分为三大支柱，一是加快AI创新和减少监管障碍；二是扩大数据中心和能源建设；三是领导AI外交与安全，包括推动美国人工智能出口和维护国家安全。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将加速创新、基础设施、全球技术扩散以及国家安全都放赢得AI竞赛的战略框架之下。
从特朗普政府核心人物的公开表述看，“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已不是单纯的政治口号，而已成为组织政策工具的主导性目标。原白宫AI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明确提出美国“必须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并将创新、基础设施和全球伙伴关系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路径[1] ；国务卿卢比奥在《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发布会上表示，“赢得AI竞争不容谈判”，要“确保美国为全世界制定技术标准，并让全世界继续使用美国的技术” [2]；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将人工智能竞争称为一场“技术军备竞赛”，强调“美国必须继续保持领先”；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则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与美国技术的国际扩散直接联系起来，强调要推动“美国人工智能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部署”；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在2026年3月宣布AI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时表示其目标之一是“确保美国赢得人工智能竞赛”[3] 。
近一个月来，特朗普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开表述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先逻辑，他将人工智能理解为决定未来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技术，并反复以美国能否保持对中国的领先作为衡量人工智能政策的重要标准。2026年9月，美国国内要求放缓前沿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明显上升，特朗普在被直接问及人工智能产业是否应该减速或接受更多监管时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我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了”。此后，他又将这一判断延伸至“超级智能”，强调“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并表示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位，美国“必须保持这种状态”。在特朗普看来，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乃至国际合作都受到一个更高优先级目标的约束，即美国不能因为监管或合作而失去现有的技术领先地位。由此，竞争优先逻辑事实上成为影响其他政策逻辑边界的重要约束因素。
二、国家安全逻辑：让中国跑得更慢
国家安全逻辑的基本判断是，先进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一般商业技术，而是关系到军事能力、情报优势、网络安全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资产，必须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尽全力延缓中国追赶。美国需要通过控制风险和限制危险能力扩散来维护优势。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部分官员，长期主张通过芯片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实体清单和云服务监管，延缓中国获得前沿人工智能能力。
4月Anthropic发布Mythos Preview所展示出的网络安全能力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对于先进AI网络能力的讨论，并迅速强化国家安全逻辑。6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促进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行政令，将先进模型的特定危险能力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此外，特朗普还签署《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体系的应用》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进一步将AI纳入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近两个月来，越来越频繁的AI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得国家安全逻辑的风险对象正在发生扩展，从主要关注竞争对手获得先进AI能力的“外生安全风险”，逐步延伸至前沿AI能力本身可能带来的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滥用等“内生安全风险”。
国家安全逻辑从表面上看是在尽全力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能力，确保美国的绝对领先地位，但其深层次仍存在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部分政策制定者和科技企业并不只是将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理解为技术能力与产业市场之争，更将其上升为民主制度与所谓“数字威权主义”之间的竞争。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强大AI如果首先被“威权国家”掌握，可能形成一种技术赋能的”威权主义”，而且这种优势可能难以逆转。因此，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应在强大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明确优势”，并通过控制AI供应链延续战略竞争对手获得强大AI能力[4] 。Anthropic公司的政策文件则更加直接，明确支持美国加强先进计算芯片出口限制，并认为先进AI具有重大的国家安全意义[5] 。阿莫代伊在9月发布的《必须调控前沿AI的发展节奏》一文中再次提出，“民主国家能够放慢前沿AI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其相对于中国等国家保持的领先程度”，因此“要通过芯片出口管制、防止未经授权蒸馏和模型权重流失，维持美国及盟友相对于中国的领先” [6]。由此可见，在国家安全派看来，限制中国获得前沿AI能力不仅是维护美国商业和军事优势，也是决定未来技术将服务于何种政治制度和国际秩序的问题。
三、技术加速逻辑：让美国跑得更快
技术加速逻辑在思想上受到硅谷近年来兴起的科技乐观主义和“有效加速主义”以及更广泛的反监管创新思想的影响，从更广泛的技术哲学出发，认为技术进步本身能够解决经济增长、能源短缺、疾病、教育和生产率等问题。技术加速派认为，美国赢得对华AI竞争的主要办法是跑得更快，可通过减少监管、释放私人资本、扩建数据中心和能源基础设施、加快模型和应用创新来实现。其代表人物包括白宫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戴维·萨克斯、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以及硅谷部分投资机构和初创企业。
安德里森及其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风险投资公司（简称a16z）是科技乐观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他将技术发展视为摆脱长期经济停滞、扩大社会财富和提升国家能力的根本手段。a16z近年来围绕“美国活力”“技术乐观主义”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持续塑造一种叙事：对人工智能最大的风险不是发展过快，而是发展太慢。这一思潮在硅谷创业者、风险投资者和部分年轻技术人员中具有较大影响。其支持者通常反对暂停训练、严格许可、预防性禁止和过早建立国际约束，认为监管者往往高估未知风险，却低估延迟创新造成的机会成本。
技术加速派认同美国需要与中国竞争，但认为赢得竞争依赖美国企业规模、创新能力、全球市场和开发者生态。在出口管制方面，这一派认为，供应链割裂、市场缩小和人才流动受限会降低创新速度，并迫使竞争对手建设独立生态，从而削弱自身优势。例如萨克斯曾在公开发言中表示，他并不反对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但反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覆盖全球的广泛管制体系。他认为，美国赢得技术竞争不仅需要保护最前沿能力，更需要“建立最大的技术生态系统”。在他看来，技术扩散本身就是竞争手段，“扩散就是赢得竞争的方式”；如果美国因防范技术流向中国而同时限制盟友和伙伴获得美国技术，反而可能将这些国家推向中国，扩大中国技术生态[7] 。
近期，技术加速逻辑开始受到“发展节奏调控”和“放缓/暂停人工智能发展”主张的直接挑战。面对这一变化，以萨克斯、阿德里森为代表的技术加速派开始更加强调减速本身可能产生的机会成本和战略风险。萨克斯甚至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美国“不能简单地把一切都放慢，因为这并不会让中国也慢下来”。技术加速派更多强调，如果美国单方面限制前沿能力发展，而中国等竞争者继续推进技术进步，美国不仅可能失去技术领先，也可能削弱其塑造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能力。
四、开放生态逻辑：让世界运行在美国技术之上
开放生态逻辑并不否认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但认为决定长期胜负的是谁的芯片、云平台、软件工具、模型接口和开发标准能够成为全球基础设施。通过扩大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的全球采用，可以形成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生态依赖，并将技术领先转化为更加持久的结构性竞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内部对于开放的地理和技术边界存在明显分歧。一种为“全球开放型”，反对因安全考虑而过度限制技术、市场和人才流动，主张尽可能保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技术生态联系，代表性声音包括英伟达、Meta以及微软等依赖全球开发者、云服务和软件生态的企业。另一种为“选择开放型”，主张在国家安全约束下实行选择性开放，限制战略竞争对手获得关键前沿能力，同时积极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向“可信任”的国家和地区扩散。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是“全球开放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2026年7月，面对美国国内要求限制中国开源模型的声音，他公开表示，优秀的开放模型应当被吸收和使用，而不是简单禁止[8] 。9月，在接受《纽约时报》Ezra Klein 访谈时，他表达了自己一贯的观点，即限制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可能损害美国芯片产业、开放模型生态，并尖锐提问，“我们究竟是在阻止他们（中国）的产业获得芯片，还是在剥夺我们美国自己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机会？” [9]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同样反对美国政府禁止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认为这并不是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有效办法[10] 。7月24日，微软与Meta、NVIDIA、AMD、Amazon、Google、IBM、Hugging Face、Mistral等大量企业和机构共同签署了题为《开放权重和美国AI领导力》“的公开信，指出“美国的AI领导力不取决于某一个前沿AI模型，而是取决于美国能否构建一个强大、开放且能够扩散至每一个领域的AI生态系统”。
“选择开放型”则在美国AI政策工具层面集中体现。2025年10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的“美国人工智能出口计划”，组织企业联合提供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网络安全和行业应用的“全栈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并通过政府外交推介、出口许可、联邦融资和跨部门协调支持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海外市场。这类“开放”逻辑并非单纯追求技术自由流动，而具有明显的战略扩散属性，一方面限制战略竞争对手获得先进芯片、算力和前沿模型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扩大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在全球市场的覆盖范围，使更多国家的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建立在美国技术生态之上。
五、如何赢得竞争：三种逻辑的动态组合
这几种逻辑并不对应泾渭分明的阵营或利益集团。同一个企业或人物可能同时体现两种甚至三种逻辑。例如，英伟达希望保持美国芯片领先，支持扩大美国本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但反对轻易放弃中国市场；Meta既以开放生态挑战闭源模型企业，也以中美竞争为由反对严格监管；OpenAI和Anthropic既希望美国加快建设算力和能源，又主张对高能力模型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控制；克拉齐奥斯将美国科技战略概括为“推广和保护”（promotion and protection），强调既要通过创新和全球扩散扩大美国优势，又要通过出口管制和技术保护防止竞争对手缩小差距，这里同时呈现出开放生态逻辑和国家安全逻辑。由此可见，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形成，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政府制定战略、企业统一执行，而更像是国家安全机构、国会、头部企业、云服务商、芯片公司和风险资本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博弈，上述不同逻辑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竞争、妥协与重新组合，共同塑造特朗普政府的对华AI战略。
2026年以来，AI的快速发展以及AI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几个逻辑之间的权重比例不断发生变化。4月，Mythos所展示的自主网络攻击能力推动国家安全逻辑上升；7月，中国开源模型Kimi K3的发布推动技术加速主义力量占据上风；此后，一系列围绕AI安全事件的讨论暴露出安全治理与战略竞争之间的内在张力，而特朗普政府关于“超级智能”叙事则进一步强化技术加速与竞争优先逻辑。当前，关于减缓AI发展速度的争论也集中体现几大逻辑之间的博弈，国家安全派认为，AI能力增长威胁国家安全，确实需要减速；技术加速派担心美国单方面减速，强调减速本身可能产生的机会成本和战略风险；竞争优先派最后提出重要约束：不能因为减缓发展失去对华领先。
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AI政策并不会在“加速”还是“安全”，“开放”还是“限制”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保持美国领先”这一相对稳定的主导目标下，三种次级逻辑随着技术和竞争环境变化不断重新排序和组合。在高端芯片、超大规模算力、军事应用和高风险模型能力上，国家安全逻辑可能占据主导；在云服务、开发工具、企业应用和全球技术标准上，开放生态逻辑仍会要求保留市场；在美国国内监管问题上，技术加速逻辑将继续推动放松限制；而一旦中国模型在某个领域快速缩小差距，国家安全派和美国头部企业又可能形成临时联盟，要求调查蒸馏、限制模型准入或强化技术保护。
因此，在竞争优先逻辑的主导下，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同时具有“限制中国”和“扩大美国”两条主线。一条试图控制中国获得前沿能力的速度，另一条试图让美国芯片、模型、云服务和技术标准占据更大的全球市场。这两条主线有时相互补充，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过度限制中国可能减少美国企业收入，削弱其研发投入和生态影响力；过度开放则可能加快能力扩散，削弱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美国政策的真正难题，正是在技术护城河与全球生态之间寻找平衡。
对中国而言，真正需要判断的，不只是美国是否会继续遏制中国，是否继续同中国竞争，而是在不同技术领域和不同政策阶段，究竟是哪一种逻辑占据上风。只有理解美国国内产业利益、国家安全与技术思想之间的动态关系，才能更准确地研判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的方向，并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寻找仍然存在的市场、治理与国际合作空间。
[1]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7/white-house-unveils-americas-ai-action-plan/
[2]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7/white-house-unveils-americas-ai-action-plan/
[3]https://www.commerce.gov/node/7255
[4]https://darioamodei.com/essay/machines-of-loving-grace
[5]https://www.anthropic.com/news/anthropic-recommendations-for-the-ai-diffusion-rule
[6]https://wemustpacethefrontier.com/
[7]https://x.com/DavidSacks/status/1933178287712248276
[8]https://www.axios.com/2026/07/23/axios-interview-jensen-huang-is-ais-anti-doom-evangelist
[9]https://andrewmaynard.net/late-lessons-ai-sept-2026/sources/transcript-klein-huang-2026-09-23.html
[10]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metas-zuckerberg-says-us-should-not-block-chinese-ai-models-ft-reports-2026-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