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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最大的生存风险

2026-11-04

Anthropic周一提交的IPO申报,也许为这家Claude开发企业寻求史上最大规模IPO铺平了道路。虽然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已显露紧张情绪,但据CNBC报道,投资者对这家成立五年公司的估值达到数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有价值公司之列。

在400页的证券注册说明书中,Anthropic用了94页篇幅列明“风险因素”。它承认,“一旦遭到滥用、复刻、武器化,或以高度自主方式运行,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或生存性风险”。

9月29日,特朗普总统召集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宣布了一项自愿性《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呼吁前沿人工智能开发者建立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接受独立外部审计,并设立董事会层级的委员会来审核安全评估。但由于不具备法律强制力,这份文件既不是“道德约束”,也不是人工智能安全“宪章”。

被要求监管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们承认,自主性持续提升的系统,有可能以开发者未曾预料的方式行事。然而,他们却在美国军工复合体内部推广这些不可预测的产品。最终结果,就是人类生存性风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

将美国技术优势武器化

特朗普反复将人工智能定性为美中之间的竞争,认为必有“赢家和输家”。他拒绝与北京合作,因为他认为美国已经领先。

但本届政府不仅仅是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它是在构建一个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工业复合体。

今年1月,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发布五角大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备忘录,其中列出的一项规划是加速推进,而非放缓节奏。“以速度制胜,”赫格塞思写道。

据CNN报道,今年春季,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一名分析师使用了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该模型几乎误导美国挑起对华战争。

然而,2026年6月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仍指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采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快速整合商用与开源模型,搭建高安全等级算力基础设施,并建立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战略储备库,目标是确立对对手的“决定性且持久的人工智能优势”。

这催生了一种奇特的混合体:市场自由、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军事整合和地缘保护主义,但没有具备法律强制力的安全监管。

人工智能生态的跨国性

从经济逻辑来看,前沿人工智能具有极强的先发优势。因此,华盛顿不愿出台可能减缓美国公司发展的规则。与此同时,中国仍在继续发展其自身生态系统,即使这可能加速灾难性风险的到来

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本就是跨国性的。美国公司依赖全球供应链,高端芯片涉及台湾、韩国、日本和欧洲;模型在全球流通;开源权重瞬间就能越境传播;研究人员在国际间流动;网络漏洞天然没有国界;人工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地接入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

国际社会不可能接受一个完全由美国控制的人工智能秩序。

中国一方面追求快速落地人工智能应用,一方面推行国家主导色彩更强的安全制度,包括强制性安全评估,以及针对自主智能体的新标准。其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计划》明确倡导国际合作、安全可控和包容性参与。

欧洲正朝着不同方向前进。《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通用模型设置合规义务,对被认为构成系统性风险的模型施加更严苛的要求。

试图让美国充当唯一守门人的话,有可能将原本充满竞争的技术体系,转变为分裂的地缘政治体系。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是国际多边合作。

原子能经验对人工智能监管的启示

曼哈顿计划成功后,军方和民用科研团队围绕谁有权控制新解锁的原子能爆发了激烈辩论。主管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主张军方保留控制权,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及一批科学家则强烈呼吁交由民用治理。

格罗夫斯的首要考量是国家安全。他和战争部将原子能视为顶级战争武器,认为严守军事秘密、掌握武器库存,对威慑敌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冷战初现时期。

奥本海默则坚持民用主导。作为科学家,奥本海默和同行知道原子能有巨大的两用潜力,不只是炸弹,它还能极大助力医学研究、发电以及和平的科研事业。军方控制会扼杀开放的科学探索。此外,他们希望防止美国变成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

最后,科学家们支持国际合作。由军方运作的机构会向全世界释放进攻信号,从根本上阻碍国际军备控制条约的达成。

原子能监管与人工智能监管对比

原子能领域的辩论,与人工智能监管有惊人的结构共性,尽管如今的局面有其独特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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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能一样,人工智能是军民两用技术,既能驱动自主武器,也能推动医学突破、民用软件迭代和经济增长。将人工智能完全置于国家安全框架内,有可能扼杀开放创新和商业发展。但与上世纪40年代不同的是,拥有这项技术的不是国家,而是私营企业。

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极力主张从军方/国家安全视角出发,一切治理安排都服务于加速推进的国家安全目标。设立四星上将统管的自主作战司令部(AUTOWARCOM),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其逻辑围绕三项原则展开。

第一,与中国进行“战时速度”竞赛:该政府认为,传统的、由文官主导的官僚监管机构行动迟缓,厌恶风险但适得其反。在他们看来,美国正与外国对手(主要是中国)陷入一场关乎存亡的技术军备竞赛。

第二,敌视私营企业设置的“护栏”:当Anthropic等人工智能企业拒绝移除安全护栏(这些护栏会阻止Claude等模型接入全自动攻击性无人机或监控工具),赫格塞思便将它们列为“供应链风险”并列入黑名单。白宫将民用层面的伦理约束视为妨碍国家安全的短板。

最后,绕开国内监管议程:通过将人工智能定性为关乎国家安危和可以武器化的资产,政府将重心从联邦民用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司法部)转移到军方和情报部门,例如新成立的技术支持办公室(TSO)。借此,五角大楼保留了对算力架构不受限制、不受阻碍的使用权。

2026不是1946

广岛和长崎事件后,文官领导层赢得原子能控制权。在文官的严格管辖下,1946年《原子能法》(麦克马洪法案)设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让五角大楼最初的计划受到沉重打击。

民用取胜有三个原因。奥本海默和新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开展了周密协同的公关和国会游说,将原子能框定为人类发展的转折点,而不仅是军事资产。其次,国会对军方垄断权力持怀疑态度。最后,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支持民用管控。

遗憾的是,人工智能监管难有当年的有利条件。如今,顶尖人工智能科学家大多供职于企业,而非公共领域。其次,数十年不间断的战争已深刻改变了国会山,具有军事、情报和安全背景的国会议员比例不断增加,为当选并保住席位,多数人依赖军工复合体及相关行业的政治献金。

更棘手的是,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特朗普政府仍存美国保持单极主导地位的旧幻想,拒绝接受民用主导的理念。

于是,以国家安全之名,灾难性风险的舞台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