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佩雷斯晚年曾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说，土地作为民族财富主要来源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学。领土可以被坦克占领，但科学没有国境线，一个国家增加自己的科学成就，无需从别人身上掠夺任何东西。他还说，当今地区动荡的真正动因，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代际的冲突——老一辈人更看重土地，而新时代的财富增长来自知识，仅靠土地生存的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注定会感到孤独。
佩雷斯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是真心相信的。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以色列建设者，深知这个弹丸小国的生存之道不在于囤积沙漠，而在于把人的脑子激活。以色列在农业技术、网络安全、军工科技上的成就，的确印证了他的逻辑。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额长期位居全球前列，“创业国度”的标签也并非浪得虚名。
但佩雷斯去世于2016年，而2026年的中东，已经不再是他理想中的样子。
大使的惊天言论
今年2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在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聊起了《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后裔应许之地”的描述：那片土地，按某些诠释，从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赫卡比被问到，如果以色列吞并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否合适？他没有直接否认，而是说：“要是他们都拿下，我觉得也挺好。”
此言一出，约旦、沙特、埃及、土耳其、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以及巴勒斯坦方面联合发表声明，斥之为“危险的煽动性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使馆随后出面澄清，称赫卡比的言论不代表美国政策立场。
但这番补救性声明，终究掩盖不住一个已经公开说出口的逻辑。赫卡比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并非因为他代表美国政府，而恰恰因为他所描述的那种世界观——以《圣经》文本为土地主张的依据，而现代国际法秩序是次要的——在今天的以色列政治主流中并不罕见。
这正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悖论。一个以科技立国、人均专利数量傲视全球的国家，为何在2025至2026年间，连续在多个方向上表现出强烈的领土扩张冲动？
缓冲区
先从黎巴嫩说起。2026年3月24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将拆除黎巴嫩边境村庄，并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领土。在此之前，以色列军队已经炸毁了利塔尼河上的主要桥梁，将南黎巴嫩与黎巴嫩其余部分的联系切断。以色列方面将这一行动定性为建立“安全缓冲区”，但其实质，是以军事占领方式控制黎巴嫩约十分之一的国土。
这不是新冲突下的临时措置。内塔尼亚胡在宣布扩大行动时明确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北部局势”，并将此次行动定位为复制“加沙模式”也就是长期军事占领与管控。这意味着，以色列已经把对黎南部的控制，从临时军事打击升级为一种预期中的长期安排。
加沙的情况则更为清晰。对于2023年10月以来的这场战争，以色列拖延停火谈判，持续扩大缓冲区控制范围，其政府内的极右翼部长公开主张重建加沙定居点。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在2024至2025年间加速推进，多处巴勒斯坦村庄居民遭到驱离，以色列已宣布将部分约旦河西岸土地登记为国家财产。戈兰高地自2019年获得特朗普政府承认以来，实际控制得到进一步巩固，犹太移民定居计划持续推进。
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你很难说这只是一系列分散的安全考量。
“大卫走廊”
在叙利亚方向，以色列的战略意图引发了一个持续争议的讨论：所谓“大卫走廊”计划究竟是否存在。
这一概念在以色列官方话语中从未得到承认，它更多流传于中东政治观察者和阿拉伯媒体之间，描述的是一种战略图景，即以戈兰高地为起点，向北延伸穿越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地区，在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三国交界处形成战略支点，并连接叙东北部的库尔德控制区，最终在叙利亚境内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缓冲地带。支持者认为，这一构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边缘战略”一脉相承，即通过扶植地区少数族群，在敌对的阿拉伯世界中楔入结构性裂缝，来确保自身安全。批评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以色列借机扩张领土影响力的事后合理化叙事。
让这场争论难以终结的，是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实际行动。2025年7月，苏韦达省爆发德鲁兹武装与贝都因部落的大规模冲突，叙政府军介入后局势急剧恶化，死亡人数最终逾千。以色列迅速以“保护德鲁兹族群”为名发动空袭，不仅打击了叙南部军事目标，更罕见地直接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叙利亚总参谋部。此后，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利亚南部持续保持军事存在，设立检查站，修建战壕，将实际控制线从戈兰高地向北推进。2026年3月苏韦达再度生变，以色列以相同理由再次出手。据《华盛顿邮报》援引以色列前官员的说法，以色列还曾秘密向德鲁兹武装空投步枪、弹药和防弹衣，人道主义援助与武器同箱抵达。
然而，“保护德鲁兹”的叙事本身经不起细究。以色列与叙利亚德鲁兹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守护者与被守护者。以色列国内的德鲁兹公民虽自1956年起被纳入义务兵役体系，却长期在公民权利上低人一等，2018年《犹太民族国家法》通过后矛盾公开化，大批德鲁兹人上街抗议。叙利亚的德鲁兹社群内部对以色列介入的态度同样分裂，部分精神领袖明确拒绝接受以色列的“保护”，主张在叙利亚人内部解决问题。这种分裂折射出德鲁兹人更根本的处境，事实上，被迫接受外部保护者的标签，有时比威胁本身更难摆脱。
库尔德牌同样如此。以色列将库尔德人视为“天然盟友”，但叙利亚库尔德人背后有美国，伊拉克库区有成熟的自治体系和石油收入，没有哪支库尔德武装真正需要以色列为自己背书。已经有不少叙利亚人开始担心，库尔德人问题将使以色列进一步深入叙利亚北部领土。
所以，“大卫走廊”究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还是一种被观察者投射到以色列行动上的解释框架，恐怕难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以色列正系统性地将军事存在向叙利亚腹地延伸，而每一次延伸都附带着逻辑自洽的人道主义理由。
领土执念的源头
面对这些事实，一个问题难以回避：是什么在驱动这种执念？
以色列的支持者通常给出安全论。以色列国土狭小，最窄处不过十余公里，长期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对土地的控制等同于对生存空间的维护。从这个角度看，占领南黎巴嫩是为了不让真主党的火箭弹打到海法，进入叙利亚是为了不让伊朗的武器通道延伸到家门口。
这一解释并非毫无道理，但它无法解释全部。如果以色列真正奉行的是有限度的安全防御，那么其行动理应在威胁消除后停止，而非持续推进到对方腹地。加沙战争延宕至今，以色列政府内的强硬派持续阻挠停火协议；西岸定居点的扩张，始终没有以“安全威胁消除”为终止条件；叙利亚南部行动的范围与深度，早已超出任何合理的防御必要性。
更接近真相的，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层转变。自2009年以来，内塔尼亚胡主导的利库德集团与极右翼势力长期执政，将约旦河西岸的“犹大与撒玛利亚”定义为不可分割的以色列地，将定居点扩张视为国家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非阶段性的安全安排。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等人更公开主张吞并约旦河西岸全境，并向巴勒斯坦人施加足够压力使其自愿离开。这一政治联合体在2025至2026年的冲突中获得了表达空间，即战争不仅是安全工具，也是实现领土目标的历史机遇。
宗教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圣经》中关于“应许之地”的描述，在今天以色列的宗教民族主义运动中已不是文学隐喻，而是政治行动纲领。赫卡比的言论之所以能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说出口，恰恰是因为这种思维在以色列-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政治联盟中已经有充分的土壤。土地在这套叙事体系中不是资源，也不是安全缓冲，而是神圣的天命归属，不可让渡，也不必解释。
俄罗斯的镜鉴
在理解“领土执念”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参照。
俄罗斯是地球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八分之一，横跨十一个时区。即便如此，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仍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2024年将乌克兰东部四州宣布纳入俄罗斯版图。一个早已不缺土地的国家，为何还要不惜代价地继续占地？
答案无法用简单的资源逻辑解释。乌克兰东部固然有工业基础和黑土地，但俄罗斯为此付出的代价早已超过其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更深层的动因，是地缘焦虑与帝国记忆的交织。俄罗斯地处欧亚大平原，历史上无险可守，从蒙古人到波兰人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入侵几乎总是从西方席卷而来，这种地缘创伤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安全观，那就是，只有不断向外推进边界，才能获得防御纵深，才能感到“安全”。与此同时，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的帝国叙事，给了一代代统治精英一种挥之不去的“大国自我”。失去乌克兰，在普京的叙事体系中，是文明的缩水，是历史的背叛，因此必须以领土的方式找回来。
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的领土执念是“大国扩张”，是用帝国的惯性向外延伸，而以色列的领土执念则更接近一种“小国求存”的极端形态，是把安全焦虑、宗教神话与民族主义情感叠加后，化为一种对物理空间的高度执着。但二者共享同一个底层逻辑：领土是终极的安全货币，任何技术进步都无法替代对土地本身的掌控。
佩雷斯所忽略的
佩雷斯的洞见在经济层面并非没有道理。以色列今天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科技经济体，IMF估算其2026年人均GDP约6.9万美元，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三，英特尔、微软、苹果等四百余家跨国科技巨头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战争冲击之后，经济韧性同样显而易见，2025年GDP增长3.1%，超过OECD平均水平，央行预测2026年增速将进一步加快至5%以上。
这些数字确实耀眼。但就像一栋外墙刚粉刷过的房子，真正的问题藏在墙里。
第一个裂缝是人。据特拉维夫大学2025年底的研究，2023年至2024年间约9万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境者中高学历者占比从2010年的46%跃升至60%。更能说明问题的另一组数字显示，以色列科技公司在境外雇用的员工已超过境内，海外约44万，国内约40万。一位业内人士用“超级斯巴达”来描述这种状态：在压力下尚可运转，但当最优秀的人每年要在预备役中服役两百多天，整个创新生态系统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已经被提前划定了上限。
第二个裂缝是朋友。以色列正在经历系统性的国际孤立。目前最积极站在它身边的除了美国，就是阿根廷。米莱今年4月第三次访问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称其为“除美国之外最好的伙伴”。但这种友谊的本质是个人政治热情，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同样是以色列的铁杆支持者，他一下台，两国关系迅速降温。一个国家的外交基本盘，如果要靠等待别国出现“对的领导人”来维系，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国际刑事法院已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多个欧洲国家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世界正常化进程几乎已经冻结。
这就是以色列今天面临的真实处境。经济数据在反弹，人才在流失，盟友在减少。以色列的科技优势从根本上依赖两样东西，分别是顶尖的人和足够开放的国际环境。持续的军事扩张每向前推进一步，就在同时侵蚀这两样东西。用佩雷斯的框架来说，以色列正在用科技时代积累的财富，去支撑一种前科技时代的领土想象。这种支撑的代价不会立刻显现在GDP数字中，却会在未来某个时刻以人才断层和国际孤立的方式一并呈现。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过去两年半以色列对外军事政策的巨大变化，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佩雷斯的预言已经失效。这不代表他对科技力量的判断有误，但说明他低估了恐惧的惯性。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在“存亡威胁”的叙事中运转，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开放性与合作逻辑，就很难压过围墙思维与领土控制所带来的心理确定感。科技可以让财富跨越国界，但它改变不了人们在夜里反复做的那个梦：拥有足够多的土地，足够厚的墙，足够安全的家。
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幽灵比任何一代政治人物所预期的都更难消散。它不驻留在地图上，而是驻留在民族记忆最深处的那道裂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