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的世纪变局下，大国展开全方位博弈已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伴随大国围绕关键矿产的经略与争夺，全球范围内兴起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从非洲到拉美再到中亚和东南亚，诸多资源富集国抱团联动，“集群式”出台矿产资源出口管制政策，力图在全球矿产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中提升资源附加值，推动从原矿单一出口向全链条价值最大化的结构性转变。
由于人工智能、能源转型和算力产业等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国对于关键矿产的需求直线飙升。据相关机构估算，未来十年，全球市场尤其是大国对铜、锂等关键资源的需求将提升400%到600%。这种矿产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变化直接推升全球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潮。在非洲，12个国家接连出台矿产管制新规。其中，津巴布韦签署法令禁止钨和锑所有形式的出口，并宣布2027年起停止出口锂精矿；莫桑比克出台矿业新政，全面禁止稀土、锂、钽、铌等原矿出口；作为全球最大钴生产国和第二大铜生产国，刚果（金）严令禁止出口钴精矿和铜精矿。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出台政策，决定不再出口铜原矿，并警告未在本地冶炼和深加工的外资企业面临出局风险。在拉美，秘鲁政府强制外资在本地深加工矿产资源；巴西宣布，重要资源勘探必须获得政府授权，且全程处于政府监管之下，任何企业不得擅自出售矿产。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从2020年起就全面禁止镍原矿出口，规定必须在本地加工，2026年6月起又收紧棕榈油、煤炭、铁合金这三类战略资源的出口；越南也制定矿产出口新政，加强对钨、锂、稀土等17种关键矿产的战略管控。
与早期资源民族主义相比，本轮资源出口管制潮的动因和目标有所不同。一些资源富集国不再过多强调“国家独立”和“去殖民化”，而是在“资源主权”的名义下，利用大国对高科技产业相关关键矿产的关注和争夺，将本国矿产资源纳入“地缘政治工具箱”，坐地起价，提出诸如“就地建厂、本地提炼、本土就业、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社区贡献、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条件，从而追求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因而，本轮资源民族主义除了继续采用国有化、“半国有化”、部分国有化、合同重新谈判等惯用方式外，还呈现“手段多、力度大、领域广、实施快”等新特征。
其一，缩减开采和出口配额，设置数量上限。印尼大幅削减镍矿开采配额，从2025年的3.79亿吨降到2026年的2.5亿—2.7亿吨。为控制钴矿价格下跌，刚果（金）对2026年和2027年钴矿出口设置9.66万吨的上限。
其二，限制出口渠道，实行矿产数字化和网络化管理。印尼矿业新规决定，钛合金等战略资源的出口，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印尼达南塔拉资源公司”统一进行。刚果（金）投资1.8亿美元，建立全国地质资源数据库，以此进行全国矿产的动态管理。
其三，压缩矿权期限，稀释外资股权，提高本国资本矿权持股比例。加纳通过矿业新法收紧矿权，将外资采矿租约上限从30年缩短至20年。马里将本国矿产资源开发的持股比例从20%上升至35%。
其四，加大税费征收力度、强制“出口外汇留存”。刚果（金）针对锗、铼、硒、碲、钪等矿产开征新税，计税估值系数为55%。加纳将金矿开采和可持续性税从企业利润的1%提高至3%。玻利维亚新规要求，黄金出口商必须将至少80%的收入存入该国金融机构，其目的是通过“外汇留存”监督资源出口。
其五，抱团取暖，集体协调行动。针对全球大国围绕锂、稀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争夺，智利、阿根廷、秘鲁和玻利维亚四国决定采取整体协调行动，成立关键矿产联盟。在非盟牵头下，非洲各国资源部长联动制定关键矿产产业规则，协同推动非洲资源本土化政策。
其六，力争联合国支持，获取矿产出口转型的国际道义。经过努力，非洲的赞比亚、几内亚、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六国被联合国列入首选支持对象，通过建立矿产资源转型与支援机制，提升支援对象国的本土资源深加工能力。
面对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矿产资源的“锁矿潮”，大国并未作壁上观，而是采取各具特色的应对措施，确保其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美国通过胁迫、拉拢、结盟等多种方式在全球进行关键矿产战略布局。在拉美，美国督促新近上台的右翼政府摒弃左翼前政府“不追求关键矿产排他性安排”的政策，拉拢拉美多国加入美国主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联盟”。在非洲，美国高官频繁接触和访问非洲资源富集国，与尼日利亚等国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备忘录。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拟提供5亿美元融资，建设非洲关键矿产铁路项目“洛比托走廊”。在中亚，国务卿鲁比奥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意在与中亚五国开展稀土、钨、铀、铜等关键矿产的“历史性合作”。在东南亚，美国与马来西亚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多家美企拟扩大在该国的稀土资源开采与加工。在南亚，美国强势介入巴基斯坦矿产开发项目。欧盟不甘落后，利用地缘优势和历史联系，重点与非洲国家开展关键矿产合作，欧洲投资银行与刚果（金）等国洽谈，通过公私合营方式推进关键矿产合作。在越南，欧盟与美国展开关键矿产争夺，与越南签订承购与加工合同。
在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新潮下，中国正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大勘探，用新技术寻找新矿源，以此降低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与此同时，中国与矿产资源富集国开展全新合作，与所在国企业深度合作，形成“开采、冶炼、运营、管理、服务”合作新模式，重点借助技术转让、项目培训等能力建设，建立关键矿产合作伙伴关系，助力合作伙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概言之，高新科技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导致对关键矿业的需求飙升，促进资源富集国的新一轮觉醒。大国争夺关键矿产推升资源民族主义进入新周期，资源“工具化”和“政治化”态势凸显。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进程中，资源富集国顺势而为，借力大国博弈，用本国资源优势换取大国技术，以此建立本土产业链，推动实现本国工业化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