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在斯德哥尔摩和布鲁塞尔连续参加多场与欧洲学者的工作坊、论坛和对话，会上会下听到当前欧洲战略界围绕中国展开的许多讨论，与大约十年前华盛顿围绕中国的战略辩论惊人相似。当年，美国战略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美国需要从对华接触转向对华竞争。这一认知变化最终成为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战略竞争的重要转折。
欧洲虽然尚未得出与美国相同的结论，但越来越多欧洲战略界人士开始讨论所谓“中国冲击”“经济安全”“产业韧性”“战略依赖”“关键矿产安全”“技术主权”等问题。讨论重点已不再是如何深化合作，而是如何管理风险。这种变化令人不得不思考：中欧关系是否也正在接近“临界点”（tipping point）？
当然，今天的欧洲并非只有一种“中国观”，其内部存在不同声音。一部分人强调经济安全和战略自主，认为安全已成为开放的前提；另一部分人则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所谓过剩产能和“中国冲击”表达担忧，认为欧洲正面临新的竞争压力；还有一些人则主张超越“体制性竞争”叙事，强调中欧应建立新的共存框架。换句话说，今天欧洲正在争论的，不在于是否调整对华政策，而是这种调整究竟应该走多远。
归根结底，欧洲对华认知正发生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首先，中国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欧洲安全视野。过去很长时间里，中欧关系更多聚焦经济领域，即使双方存在分歧，也大多围绕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展开。但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从安全角度理解中国。无论是电动车、人工智能、关键矿产，还是数据流动与数字基础设施，越来越多议题被赋予安全含义。
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欧洲的内部困境。一方面，欧洲强调对华“去风险”而非“脱钩”，不希望与中国陷入完全对抗隔绝；另一方面，经济安全概念的不断扩张又使越来越多涉华问题被纳入安全考量，安全逻辑可能逐渐遮蔽经济理性和合作空间。如果缺乏明确边界，“去风险”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中欧间更广泛的经济疏离。
其次，欧洲对中国的担忧正从个别行业转向整个生态系统。此次访欧对话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是“系统性”。过去中欧摩擦往往围绕单一行业展开，例如光伏、电动车或钢铁，但今天的欧洲越来越重视整个产业生态，从体系层面关注中国影响。许多欧洲战略界人士不再将供应链、关键矿产、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和技术标准视为孤立议题，而是将其理解为同一个战略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欧关系正从“行业竞争”时代进入“生态竞争”时代。欧洲不再只把中国看成某个行业的竞争者，而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一个完整经济和技术生态系统的竞争者。
这一变化在人工智能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欧洲既担忧美国科技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也对中国科技企业保持警惕。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竞争本质上是技术生态系统竞争，涉及芯片、算力、数据、人才、资本、应用场景和治理规则等多个维度，欧洲虽然在监管和标准制定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基础模型、云服务和资本市场等方面明显落后于中美。一个值得欧洲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欧洲人工智能战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如果欧洲希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生态中的“第三极”，同时又对美国和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和距离，那么这一目标究竟如何实现？
第三，欧洲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国际角色。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以及全球产业竞争加剧，使欧洲战略自主讨论进入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远不只是短期现象，未来无论谁入主白宫，美欧关系都难以回到十年前的状态，因为安全责任分配、产业政策回归、技术竞争加剧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等趋势早已超越特朗普个人，并深刻重塑欧洲对美国、世界以及自身角色的理解。
从中国视角看，这意味着欧洲正努力成为更独立的战略行为体，而不再只是“西方阵营”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一个更加自主的欧洲可能拥有更大空间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对华政策。挑战则在于，一个更加自主的欧洲同样可能更积极争取自身经济和技术利益，在产业政策、贸易保护和技术监管领域采取更强硬立场。换句话说，战略自主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更“亲华”的欧洲，但它意味着“欧洲态度”在中欧关系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然而，中欧关系是否一定会重演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未必如此。
在此行对话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尽管许多欧洲学者对中国持有越来越强烈的担忧，但他们依然会讨论“共存”以及“合作”问题。无论是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推动投资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协调，还是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中东稳定和全球南方发展等领域寻找合作空间，许多与会者实际上都在探寻中欧之间的一种新共存方式。这与十年前美国战略界逐渐形成的“竞争压倒合作”共识存在明显差异。
多数参与对话的人认为，中欧间存在共同利益，关键在于如何将利益转化为具体行动。对此，中欧可以积极探索一些有现实意义的思路：与其讨论宏大的战略愿景，不如从具体项目入手，比如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展绿色能源和气候适应项目；与其聚焦最敏感议题，不如优先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低政治敏感领域合作；与其等到危机发生后再沟通，不如建立制度化的工作层交流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
十年前，中美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信任感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经济问题被安全化，越来越多合作议题被政治化，最终导致竞争逻辑不断泛化。今天，中欧关系尚未走到这一步，但某些迹象已经出现。比起争论中欧是否已进入竞争时代，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中欧避免重复中美关系轨迹。欧洲正在经历自己的“中国辩论”，但尚未得出美国十年前得出的结论，这或许正是当前中欧关系最大的机会所在。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欧是否有分歧，而是双方能否在跨过“临界点”之前建立足够的沟通机制并强化双边信任，将竞争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当前关于“中国冲击”“经济安全”和“体制性竞争”的讨论，未来就可能固化为中欧间的战略对抗逻辑。反之，中欧关系就仍有机会避免陷入所谓的战略竞争，而这也正是今天讨论“中欧关系是否来到临界点”的意义所在。
李佳霖、张学玉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