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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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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中印和解:风险、障碍和易取得的成果

2025-11-04
2025年8月31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2025年8月31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今年8月天津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许多评论人士认为,此次会晤预示着中印关系可能“重启”。他们同时认为,此次会晤意味着双边战略关系可能得到巩固和深化。

虽然会晤为双边关系的战术性重启提供了关键契机,但并未对中印关系走向正常化做出实质性调整。双方建立了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十分脆弱。

峰会一周后,巴西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莫迪派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苏杰生作为代表。巴西和印度借此机会批评某些地缘政治行为体将贸易和金融武器化,从而“增加了贸易壁垒,使交易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两国都避免公开谴责美国。

过去两个月,莫迪曾致电为特朗普庆生,委托苏杰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并在10月初肯定了两国贸易谈判取得的“良好进展”。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言辞和姿态明显损害了两国关系,而且印度公众普遍认为,莫迪的反对者也部分认为,这体现了他内心对印度的漠视。但是,印度仍然不愿脱离美印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关系,以及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军事安全伙伴关系。

中印关系重启的巨大风险

对中印两国领导人而言,设定底线有非常明显的战术意义。对此,近期的讨论出现了两种主要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中对印度的武断对待、在乌克兰战争和印俄伙伴关系问题上的双标,以及在四方安全对话等小型多边组织问题上的搪塞,助长了德里内部长期存在的、担心美国对该地区战略承诺的声音。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和外交部长维克拉姆·米斯里,都主张对华采取更务实的态度,这对推动转变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多瓦尔牵头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多轮会谈,最终在8月就边界问题达成十点共识。

第二种观点暗指中印两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东盟(夹在中印之间)、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和西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以及,中印两个大国在合作推进这些地区的全球治理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虽然中国官方言论热衷于支持这种观点,但中国俗语“同床异梦”体现了它的局限性,表明它无法作为两国真正结盟的基础。两国政治领导人正在激烈争夺对崛起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中国靠的是制造业产品和基础设施发展,印度则凭借其新兴市场、人口和人才红利以及服务业优势。

虽然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世界观和战略力量的重要支柱,但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来说,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也日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这种侧重点的转变,体现于中国领导层近年推出的四项全球倡议。这些倡议的地域范围更加分散,主题更加广泛。它们对巩固中国政府彰显合法性的努力至关重要,它不仅面向国内,也旨在争取全球南方,中国渴望获得它们的认可。

同样,印度领导层对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升温极为警惕。两国关系之所以升温,是因为特朗普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的私人“友谊”,以及他们对加密币的共同兴趣。或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巴基斯坦总理谢巴兹·谢里夫在加沙和平会议上热情称赞特朗普是“和平者”。事实上,印度次大陆很可能正在经历近年来最显著的格局变化,巴基斯坦在地缘军事问题(例如针对阿富汗塔利班)和经济结盟(减少与中国的接触)方面与美国走得更近。但这是否使中印深入合作更加紧迫,并为其创造空间,还有待观察。

持续存在的障碍

然而,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中印关系改善很容易。两国都担心被对方“包围”或“遏制”。印度评论员和专家一再将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等邻国的伙伴关系和交往称为“包围圈”的主要标志,少数人甚至提倡“反包围政策”。扩建印度海军基地、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竞争对手建立更持久关系,将成为应对战略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在印度洋获得更多战略资源。

贸易和投资壁垒依然坚固。在印度,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情绪意味着进口限制、许可要求和检验程序仍然是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的阻碍。认证和审批仍然是官僚主义不确定性带来的关键障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但由于在调整工作条件和对商业运作方式的期望上存在挑战,中国很多市场对印度投资者和出口商来说仍无法进入。双方在技术上的相互限制,尤其是印度对中国电信行业设置的壁垒,仍将是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寻求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脱离高度内卷的国内市场的背景下。

撇开领土争端、经济竞争和技术安全化不谈,最根本的问题是两国缺乏相互了解。能够经常往来,或在对方国家居住的印度和中国公民数量低得惊人。截至2023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印度人约为5.6万,而生活在印度的中国人数量目前尚无可靠统计数字。如果两国人民不去对方国家见面、交流和生活,又如何能够真正地了解彼此呢?

易取得的成果?

目前的障碍没有快速解决方案。然而,如果希望中印关系真正长期蓬勃发展,我们必须从一些易取得的成果入手。

首先,应大幅提升学生和学术交流的数量、频率、深度和质量。尽管签证发放仍将是游客和普通出行的障碍,但两国教育部应着眼于大幅简化流程,并推广相关渠道,以便两国学生和高等教育群体能前往对方主要教育目的地,例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以及印度的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从降低签证门槛到开通甚至优先开通部分直航,可以做更多事情,从而鼓励由民间人士(主要是研究人员、教授以及与他们共事的年轻人)开展城市间交流。

第二,深化横向接触(邦/省层面)和纵向接触(以技术官僚部委/官僚机构为中心,例如财政官员和学者、律师和法官,甚至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通过分享共同点和最佳实践,重新构建双边关系,使之去政治化,并提供可论证的证据,证明中印之间建立共同利益并非仅仅是假设。

事实上,香港作为中国领土上唯一实行普通法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特别行政区,完全有能力成为中印之间真正的桥梁。特区政府应该游说印度外交部,重新向香港护照持有人签发已暂停的电子签证,并将实现互免签证待遇作为中期目标。

这些易获得的成果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如果没有点滴改变,伟大的转折就无法实现。桥梁建设者必须一步一步前进,不被噪音或可能的反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