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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意识形态分歧,重建中美关系

202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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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新政府就任为重建中美关系提供了机会之窗,但重建路上的障碍和制约也不少,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夸大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制造了许多混乱,就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

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两国共同利益,4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历史就是双方不断确认共同利益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开始和解进程时,双方并非不知道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共同利益远远压倒了分歧。美方在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中就表示,“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阶段后,对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区分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邓小平就明确说过,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对于两国意识形态分歧,中方的主张是相互尊重,相互借鉴,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提出:“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几十年来,中国吸收别国包括美国的长处,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从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的国家,不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而是认为各国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美国前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次讲话中就说,中国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不寻求扩展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

特朗普是借着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潮流登上权力巅峰的。在2016年选举时,特朗普就以民粹主义作为他的意识形态旗帜,动员号召选民,打造他的基本盘。当选以后,他继续鼓吹民粹主义,加大社会撕裂,把美国的价值观念搞得十分混乱,白人至上主义泛滥,种族平等受到压制打击,甚至把一些本应属于常识范围的事情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以致他的许多拥趸把戴口罩视为“剥夺呼吸自由”,把局部“禁足令”视为“剥夺行动自由”。政府对民众生命不负责任,不以科学指导管控疫情,导致疫情失控,付出了40多万生命的代价,超过了美国二战期间死亡的人数。

对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现在美国人的看法仍有极大分歧。即使在发生了今年1月6日暴力冲击国会的极端事件之后仍然如此。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最近撰文说,业已发生的一切应该消除“美国例外论”的观念。他认为,如果拜登政府搁置之前宣布的召开全世界民主国家会议的计划,那将是明智的。其实,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工具箱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好使的工具。在经历了特朗普执政四年的混乱之后,这个工具就更是锈迹斑斑了。

可惜,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偏听偏信一些西方媒体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到新疆问题时用了“种族灭绝”这样的说法,这是很不恰当的。当新政府仍在评估中美关系现状的时候,这样说就更显得不谨慎了。意识形态分歧在两国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对于重建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冷战后中美关系再次重建的事实可供借鉴。在克林顿当政的头两三年,美方误判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也误判中美关系,把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了人权问题上,让人权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把对中国施压使中国改变政策取向作为目标,导致两国关系颠簸不断,而美方的政策也走进了死胡同。经过数年实践,美方意识到后冷战时期两国的共同利益,大致从1995年10月以后,克林顿政府开始转变对华政策,把重点放在稳定和重构两国关系上。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美方甚至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但人权归人权,两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领域需要进行合作。人权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虽然仍然给两国关系造成干扰,但已经不再是两国关系重建的障碍。

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的武器,丝毫不能帮助我们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试问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威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哪一个是可以用意识形态的方法去加以应对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布什政府高官紧急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求助。奥巴马政府也是明智的,政府高官在公开场合一再使用“同舟共济”这个中国成语,来表达美中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立场。正是由于两国在双边和G20框架內的合作,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使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在哥本哈根峰会受挫,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处于困难的时期,也是中美合作推动了全球的合作,促成了巴黎会议的成功,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

中美合作,功莫大焉!新冠疫情袭来,特朗普政府以意识形态偏见看待此事,拒绝国际合作,包括与中国的合作,一味向中国推卸责任,抹黑中国,这样做伤害不了中国,遭殃的是无辜的美国人民。

美国著名的地缘战略学者、费城大学教授卡普蓝(Robert Kaplan)最近写道,“大国竞争时代不应该意味着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冲突的目的是改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治理体系。我们应该对与这些政权达成缓解紧张关系的协议持开放态度……美国人民并不致力于颠覆任何地方的政权”。这话说得比较实在。历史上,美国与中国交往就有一种“传教士的热情”,希望把中国基督教化,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两国交往的目的不应该是要把对方改造成自己的样子,这样的目标只能带来失望。美国人常常说,美国是多元社会。美国如此,更何况世界,不要再试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规制别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