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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全球权力转移

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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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直专注于大国竞争。直到今天,华盛顿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描绘成一场新冷战。显然,大国竞争仍然是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我们切不可让它掩盖技术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跨国安全威胁。

人们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间权力转移耳熟能详,而由技术驱动的、从国家向跨国行为体和全球力量的权力转移,却有着新鲜而陌生的复杂性。技术变革使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疫情等许多问题同时被提上全球议程,而且往往削弱了政府的响应能力。

超出政府控制范围的跨国关系领域,包括银行和罪犯以电子方式转移资金、恐怖分子运送武器和传递计划、黑客利用社交媒体干扰民主流程,以及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威胁。例如,因新冠肺炎致死的美国人已经超过在朝鲜、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而我们对此几乎毫无准备。新冠肺炎也不可能是最后或最严重的大流行。

从维基解密、Facebook和各种基金会,到恐怖分子和自发的社会运动,个体和私人组织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直接作用。信息传播意味着权力的分布更加广泛,非正式的网络则可以削弱传统的官僚垄断。而且,信息在线传播的速度意味着政府对议程的控制减弱,公民面临着新的不安全因素。

孤立并不是一种选择。美国的两个大洋不再是从前那样有效的安全保障。上世纪90年代,美国轰炸塞尔维亚和伊拉克的时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侯赛因无法对美国本土做出回应。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9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对苏丹和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目标发射了巡航导弹,三年后,基地组织把美国民航客机变成巨型巡航导弹,在美国本土杀死3000人(比珍珠港袭击还多)。

而威胁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美国的电网、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和银行都容易遭受来自美国境内外任何地方的电子攻击。海洋是无济于事的。一次网络袭击可以来自十英里以外,或者是一万英里以外。

除了基础设施,民主自由也容易受网络袭击。2014年,因为反对一部嘲讽其领导人的好莱坞喜剧,朝鲜就发动了一次成功的网络袭击,威胁言论自由。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由于Facebook、谷歌、推特这些科技巨头来自美国,因此它们都是美国的权力工具。不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俄罗斯也能把这些公司作为武器,影响选举结果。其他人都可以效仿这个模式。

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以某种方式改变着世界政治,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获胜,也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实现自己的诸多目标。例如,不管经济全球化可能遇到什么挫折,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农作物减产和海平面升高,也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而美国是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的。在一个对非法药物、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一切来说边境都已千疮百孔的世界上,各国必须利用自己吸引他人的软实力发展网络,建立制度和机构,以应对这些新的安全威胁。

身处这个“新的封建”世界,全球领先的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发挥领导力,组织全球公共品的生产。但美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很少提及这些威胁,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这类行动则是走错了方向。

技术专家理查德·丹兹格对这一问题的总结是:“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结果也是如此。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也许无意间释放的辐射,有可能不分你我都变成我们的问题。各国共同议定的报告系统、共用的控制、共同应急计划、规范以及条约必须用来作为缓解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关税和墙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一些军事和经济公共品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譬如,美国海军对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至关重要;在眼下的全球经济衰退中,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发挥着关键性的稳定作用。

但在其他问题上,成功就需要与他人合作。正如我在《道德重要吗?》这本书中所说的,在这个新的世界上,某些方面的权力是正和博弈。只想凭权力驾驭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让权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包括与他人一起行使权力。

当前的战略辩论缺少这种思维。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那么美国也会受益。

在这个新的世界,网络和连通性成为实力和安全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连通性最强的国家最有实力。以往,美国的开放性增强了它构建网络、维持机构和支撑联盟的能力。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保持开放和与世界互动的意愿是否还会保持下去。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Other Global Power Shift”(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