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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有道德的外交政策?

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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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人说,他们想要有道德的外交政策,但究竟指的是什么,他们各有说辞。用三维记分卡看美国总统行事的动机、手段和后果,可以让我们避免得出简单的答案。

譬如,拿罗纳德·里根和两位乔治·布什总统来说,当人们呼唤“里根式外交政策”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里根表达价值观的措辞非常清晰。清楚地讲明白目标,更可以教育和激励国内国外的公众。

但这不过是里根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他的德性领导之所以成功,还有赖于他的讨价还价和妥协手段。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谨慎地平衡了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风险。

里根在他第一任期开始时的言论,制造了美苏之间危险的紧张和不信任,增加了误判或意外引发战争的风险。但这也成为讨价还价的引子,后来,里根在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里根增进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他所用的方式并不只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

相比之下,老布什本人也承认,在冷战结束时,他并没有推行那种变革式的外交政策愿景。他的目的,是在一个地缘政治发生疾速而深远变化的时期避免灾难的出现。虽然有提到“新的世界秩序”,但他从未明确加以描述。布什和他的班子要对付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他的控制,因此他定下的目标是在机会和谨慎之间寻找平衡。

布什约束短期目标,为的是追求长期稳定,这让一些批评人士抱怨他缺少更远大的抱负。而他在那个动荡时期行事谨慎,努力以一种既不过分孤立又尽量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达到美国的目的。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让戈尔巴乔夫难堪,并设法应对了叶利钦向俄罗斯领导层的过渡。

凭借更好的沟通技巧,布什也许还能做更多事情。他可以教育美国公众,让他们知道冷战过后所面临的世界不断变化的本质。但考虑到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冷战后发生不幸的可能,布什采取了1945年以来最好的外交政策之一。他让美国从冷战结果中获益,同时避免了灾难。

他的儿子小布什在上任之初对外交政策兴趣寥寥,但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他的目标开始成为变革性的。他开始关注国家安全,然而在那个危机时刻,他转向利用民主说辞来团结他的追随者。他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将“识别并且消灭恐怖分子以及供养他们的政权,无论他们在哪里”。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布什主义”。

这场新的游戏没有规则,也不在乎手段。布什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办法就是传播民主,也因此,“自由议程”成为他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但是,他缺少让伊拉克实现民主的手段,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完成这项使命。对背景了解不足,规划和管理不善,让布什的宏伟目标大打折扣。其结果是伊拉克内部爆发宗派战争,恐怖组织势力抬头,最终演变成了“伊斯兰国”。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长久问题是承上启下的复杂性,这加大了出现意外后果的可能。谨慎有时被视为单纯的利己主义,为人所不齿,但在外交政策中它却是一种美德。草率地评估和不顾一切地冒险,常常会带来不道德的后果,法律术语称为“有罪的过失”。谨慎还需要有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从这两方面看,特朗普总统拒绝情报,依赖电视消息,这些都引起人们对其外交政策道德性和实用性的严重质疑。

这转而又引出行政机构的作用,以及总统界定美国国家利益的宽泛度问题。总统的外交政策不仅在于具体行动,还在于其行动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环境。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全球最强大国家的领导地位是符合“美国优先”概念的,但它靠的是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比特朗普所表现出来的更广。正如基辛格所说,“没有道德维度的实力算计,将把所有分歧都变成力量测试……另一方面,不顾及均衡的道德处方要么是走向十字军东征,要么是政策的无能引来挑战。这两种极端情况都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连贯性”。

对于好的外交政策而言,谨慎是必要的美德。但这还不够。美国总统需要有更广阔的制度视野时,他们一直都很谨慎。在未来,以有远见的眼光和策略去正确理解和应对网络威胁、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新技术和环境变化,将是至关重要的。

有道德的外交政策不仅使美国人更安全,而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是通过观察行为与制度、作为与不作为,以及动机、手段和后果所有三个方面来评判道德政策。即便如此,外交政策的性质(有许多意外和不可预测事件)意味着我们最后的结论通常是褒贬不一。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