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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

当斗争话语重新开始塑造中美关系

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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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主题是“斗争”。这虽不是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但对今后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和外界判断中国对美政策变化有着重要的风向标意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过去70年中,斗争特性和与此密不可分的斗争话语主导了前20几年的中美关系演变,而那一阶段恰恰也是革命外交色彩和敌我友阵营划分极为鲜明的时期,所有方向的对外接触都处在革命外交的张力中,直到中共与苏联决裂,为抵御苏联威胁开始战略调整,放弃“一边倒”,寻求美国的支持和帮助。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起,中美关系的斗争性开始减弱,合作的话语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渐居主导,与美国做朋友做伙伴的愿望思维也深入人心,成为驱动中方应对两国关系各种问题基本方式的重要因素。但即便在中美关系最好阶段,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也仍在那里,中方在美方采取损害中国利益尊严的行动时从未停止克制的外交斗争,对美工作也始终强调“合作与斗争的两手并用”。只不过那时的斗争焦点,集中于台湾、涉藏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核心利益问题,以及反对美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斗争话语回归,其总背景是中共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起的实现强国梦历史冲刺的总动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体现在中美关系当中,斗争话语的回归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了持续数年的酝酿。2009年底开始,因中方未能满足美方增加进口、给予在华美企准国民待遇等方面的要求,中国经济免费搭美国“顺风车”等论调开始在美国内盛行,奥巴马政府利用达赖、售台武器等问题接连发起报复。2010年起,中美因南海问题、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产生较激烈摩擦,美国国内认为中国开始奉行“强势外交”、“必胜主义”,要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随后出台相当程度上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执政后,锁定中国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者”,其本人公开宣告美“进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先行——竞争话语的先行。随后,美国行政部门、军方和“暗深势力”陆续推出以遏制、规锁中国竞争力增长为宏旨的具体措施,诸如发动贸易战、挑起华为事件、排查参与“千人计划”美方华裔学者和骚扰限制中国赴美交流人员、推出印太战略、加强针对中国的军力部署等,将竞争话语归于竞争实际。美国极右势力企图将中美矛盾界定为“文明冲突”的言论则使得两国关系氛围更加严峻。美方的做法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声誉造成严重损害,迫使中方做出回应,中美关系陷入螺旋下降恶性循环。

在仍在进行的中美贸易、科技战中,特朗普政府提出修改中国国内法律法规等过度要求,数度无视两国谈判团队取得的磋商成果,出尔反尔对中国输美产品追加关税,滥用国内司法手段限制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这全面激活了中方的对美斗争话语,也使得中国国内民众——包括精英知识阶层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5月以来,《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官媒集中播发大量批判美国贸易霸凌行径及内部“投降主义”的文章、评论,密度之高、用词之尖锐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仅见,释放出“要打便打、要谈则谈”的明确信号——这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政策导向的变化。

斗争话语在中美关系中的回归已是不争的事实,反映的是中国对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判断趋于险峻,续接它的将是继1970年代重新打开中美交往大门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这种调整是对美国国内对华战略朝强硬面转化的不可避免的回应。在中方看来,尽管在具体策略上仍有分歧,但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加强对华遏制的跨党派、跨政府任期基本共识业已形成,如果中国在战略上不跟进、策略上不调整,将陷入被动,也将辜负民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着手进行的调整是被美国逼出来的。

这种调整将进一步改变中国对美决策和运作的机理。中方意识到,未来的对美竞争和斗争是多点多面多向度的,每个问题都会对国内政治和总体外交产生明显的外溢效果,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用政治意志把影响限制在问题本身范畴里。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部门外交的历史将加速走向终结,而真正开始的是一种元首总揽、中央两机构跨部门协调、各部门各行业充分执行的垂直运作模式,对美行动的贯彻力和协同性得到加强。

这种调整开启的是一种宽域博奕。中国将跳出以往处理对美关系求稳为主、单纯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惯性,以更强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广泛性,综合调配政治、经贸、军事、人文、科技等方面以及多边国际场合的政策工具,与美国进行竞争较量。在中方看来,美国仍是世界超强,但也有着诸多内部问题和外部掣肘,没那么强不可抵,甚至可以说是已处在相对衰落的曲线当中。面对这样一个美国,中国已非弱国,而是逐渐强起来、要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发挥更大作用的全球性大国。无论中国怎么说、怎么做,美国的全球战略观、国际权力观都决定了其不可能接受中国在现行制度下成功崛起与其平起平坐,不可能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向中国主动让渡权力和空间,定会想尽办法打压中国的崛起。为了核心利益和整体有利态势,中国有必要克服崇美、恐美心理,敢于斗争,不斗不足以互动出新的关系平衡,斗则要能忍中美合作性之暂时丧失、承两国关系之一时动荡,制对手于长远。

谁也不会否认,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博弈一旦展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必然是个世纪性的过程,比的是意志、耐力和智慧。中国有自己的中心议程,不会完全在对手布下的轨道里行棋。在中方眼里,对美斗争是必须进行也必须可控的,因此“斗而不破”仍将是重要原则,以尽量避免爆发冷战热战为前提,但这并不全然以中方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对手非要斗破也只好奉陪到底。

中国战略界很多人也在思考:如果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中国到底要与美国争什么?半个世纪前中国的对美斗争话语是革命化、理想化的,在“打倒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表面激昂之下是一个新生政权冲破美国围堵封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追求。现今的对美斗争话语则是建立在新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现实基础之上,带有大国竞争的内核,却不以单赢为目的,而是要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向美国争成功崛起的空间和权利,进而寻找与美国在同一体系内和平共处、共同进化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无法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形成,但也不可能靠一味妥协来获得。习近平在9月3日的讲话中也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新时期,世界会看到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拿出更多斗争话语和行动,也会看到中国用更多和平发展的话语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它不是从权力转移、霸权争夺和地缘扩张的角度安排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