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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贸易战 朝鲜问题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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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还是灾难?

201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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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0日,吴作栋先生在香港举行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是发展,还是灾难?”演讲。

我将从一个小国的角度,来谈谈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话题。新加坡很小,我们的贸易额是GDP的三倍。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如果没有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我们甚至可能无法生存,因为我们的人民会没有工作。

所以,我对这个话题感受很深。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谈论的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我认为,我们在全世界也目睹了“政治变暖”,如果不加以控制,它有可能会引发全球政治气候的变化。因此,我看到两种可能的未来,一种是走向灾难,另一种是迈向发展。

去全球化是走向灾难

有两种全球性趋势有可能导致灾难,即去全球化,以及也许让全球秩序分裂的脱钩。全球化使我们所有人受益,但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一个就是国际收入的不平等,而这很难解决。根据其本身的定义,全球化意味着竞争。竞争就是最有能力和最优秀的人会胜出,无论奥运会、体育运动等,都是如此。那些不怎么优秀的人则会落在后面,而国家落在后面的结果,是造成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大家可以看到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向欧洲的移民,可以看到美国边境以南穿过墨西哥的移民。但这是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的焦虑,让政客们要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抓住机会赢得选举,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民粹主义政客”。

现实一点说,我们应该努力重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并搞清楚哪些就业岗位在流失。为迎接新经济,我们必须训练人才,现在的技术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造成进一步的收入不平等。再分配是最简单的办法,利用关税向消费者征税,然后进行再分配,只要你愿意这么做。但如果是给富人减税,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资源来做再分配了。不过,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教育、家庭支持和技能培训,要让人们能够自立。

不幸的是,从欧洲和美国来看,我认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政治家们并没有开始行动。政客们声称,他们的不满其原因是来自外部,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夺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夺回来。”

因此,人民表达他们的恐惧。这些是真实的恐惧,因为他们无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英国,他们选择了脱欧,尽管脱欧不是针对全球化,而是针对“欧洲化”。在美国,“美国优先”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在法国,“黄背心”在街头引发骚乱。最近,右翼和民粹主义团体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国。

民粹主义政客一直在利用这种不满情绪。他们指责国家、外国投资、进口和移民造成了他们国内的大部分问题。因此,我们目睹了一种针对全球化的内向型民族主义情绪。从多边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单边主义,从开放的全球经济到有选择的保护主义,这些都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趋势。我并不认为国际社会将全面转向保护主义,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采取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保护至关重要的产业。

我有时担心,在为分配全球化金蛋而争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杀死下蛋的金鹅。

今天上午,我听了关于美中战略竞争的讨论。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我提出必须要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来扭转这种灾难性的趋势。眼下两头大象正在打架,至少,一头大象把另一头大象看成了威胁。当你认定对方是潜在的敌人时,这个人或者国家就必定要未雨绸缪。虽然双方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敌人,但由于另一方的敌意,被当作敌人的一方就会让自己成为敌人。

中国是威胁吗?

这正是我们大家都试图避免的潜在冲突。我们这样的小国是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呢?不是的。在北京,我呼吁要形成“缓和的声音”。它不是一个集团,或者一场新的运动,而是说像我们这些了解中国和美国、了解冲突与挑战的人,我们必须要对适当的受众发声。这个适当的受众就是美国的当权者,他们不怎么到处旅行。我们必须找到他们能接受的叙事方式,让他们明白中国不是敌人。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和你们许多人一样,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年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在30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自我转型,已经成长了。所以,中国有什么必要把这一切都毁掉呢?

当然,中国正变得非常强大。我们能做到的,中国也都能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威胁”。对于新加坡,我用的词汇是“经济威胁”。无论新加坡能做到什么,中国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有科学家,他们有更多的科学家。我们有工程师,他们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业、半导体,我们曾经搞过,现在他们能做得更好。电信、5G,他们遥遥领先。

所以,如果中国真被当作“威胁”的话,作为前总理,我担心的是新加坡的繁荣。我的结论是,一个富裕的邻居总要好过一个穷邻居。在我任职期间,我只需要养活600万人,让他们有工作。如果中国的14亿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和富裕阶层,那新加坡就能更简单地与一个富裕国家做生意。

我并不是要全盘否认美国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规则问题。中国自己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的。中国将站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最前沿,它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否则知识产权会被其他国家窃取。这些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我在北京的演讲提到了缺乏战略互信,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让人们建立起这种信任。

我在听威廉·欧文斯发言时,理解你有多困难、多矛盾。美国必须为战争做准备,而战争是大灾难,没有人真的想开战。你不可能赢得一场战争,因为无辜的生命将失去,经济将被摧毁,国家将被征服。我非常尊重你的态度,即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但我们不想要战争。

美国能改变中国吗?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的,而且中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做出改变,并实行改革。但是,改变政府体制是不可能的。中国不仅有共产党制度的政府,还有具有某种文明形式的政府。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央管辖,是由皇帝、官场来统治的。你改变它,权且称作有美国特色的中国治理吧,这种制度中的有些部分将来中国能够学习。但要变成一人一票的制度,我认为至少未来一个世纪在中国都不会发生,或许永远都不会。可能某些地区允许这样做,但不会是全国性的。

实际上,由于我所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在一次次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中国曾经派人到新加坡来学习我们的制度。对我的党来说,任何少于60%的支持率都会被当成失败。中国利用这种模式进行选举,也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获胜。

2011年我们遇到过一次挫折,得票率从65%降到60%。中国官员来研究人民行动党将如何作出反应,夺回这些选票。在我看来,这表明中国知道,在许多领域必须允许有投票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开始允许在县和村一级选举自己的领导干部。但当中国官员研究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他们的民主实验就没有继续向上推广。他们需要的一种体制,就好像天主教会,你来选出本地的牧师,由他们选出自己的主教,再由一小群主教选出教皇。则教皇则任命主教。在美国你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

国家应该有民主。在每个国家,人人都有权利行使民主。而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必须行使其政府形式所赋予的权利。之后,你要用一些标准来评判你的体制,比如法治、对待人民的方式、是否能使经济增长并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客观标准,可以由对本国人民来说最佳形式的政府来践行。

缓和的声音

因此,我回到我所讲的第一点,如何避免走向灾难,也就是要有“缓和的声音”。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说出来。不是站在中国一边,或者站在美国一边,而是要站在原则一边,为了法治,为了大国小国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多边贸易秩序。我希望做的是,在所有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理解,而不仅仅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我还想到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朝鲜。信任和理解非常重要。这就是“缓和的声音”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