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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访问学者

中国与德美轴心的拐点

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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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个月,欧洲的历史将加速发展。英国脱欧的最后行动、欧盟议会选举,以及随后为遴选万能的欧洲委员会新成员而在布鲁塞尔进行的繁复谈判,都需要欧洲人做出大胆的决定。

作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引擎和政治大国,德国将处在战略前沿。然而,柏林做出的有关欧盟未来的任何决定都将在华盛顿和北京引发巨大回响,因为美中两国都一直在游说德国,希望它在亨利·保尔森所说的隐然成形的“经济铁幕”中选边站队。冷战时期,柏林墙是两大地缘政治阵营的分界线,而此次柏林是背离还是支持同中国地缘经济竞争日益升级的美国,这一政治决策将成为全球两极化和技术分岔新时期的重要战略因素。

无疑,德国试图左右逢源,令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然而随着中美对抗加剧,柏林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保持平衡。德国战略现状一直是向世界出口大量黄油,从美国进口一些大炮,同时永远高举跨大西洋自由主义旗帜。德国会强力维护华盛顿领头的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联盟,同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说教。德国也会严厉声讨在针对中国的人权决议中投否决票的希腊和匈牙利,但它会通过向“中央王国”大力投资,升级与北京的技术合作,一如既往地继续与其做生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就发表了首份关于亚洲和中国重要经济意义的战略白皮书,因此不难理解,中国不仅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6年超过了美国——而且它还在发展工业4.0和高效电动引擎方面成为关键的技术服务商,这两项是21世纪具有催化作用的系统性技术发展。德国工业集团西门子已经成为中国工业4.0的关键技术伙伴,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也反复重申,大众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2018年,大众无视中美贸易战,将在中国迅速增长的投资增加一倍,并宣布一项到2024年与中方合作伙伴开发出最先进电动车的耗资180亿美元计划。此外,德国BASF成为首批获准在广东投资一个大型化工生产项目的外资企业,这也是广东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时,欧盟最大电信服务供应商德国电信也反驳美国封杀华为的呼吁,称此举将严重拖累欧洲的5G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并非没有意识到,中国是由政府推动成为行业领先者,并有可能通过损害德国制造商获得市场份额。出于这种担心,极具影响力的德国工业联合会最近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和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建议德国企业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帮助组成欧洲联合阵线,阻止由国家主导的对欧洲市场的渗透。德国还努力牵头建立一个仿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欧洲投资筛查机制,不过这更多是试图增强影响力,为德国企业更好打入中国市场谈判,而非一个根本性制度冲突的产物。德国前外长西格玛·加布里尔或许反对作为北京地缘政治工具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从战略角度看,德国在亚洲并无军事存在,它并不认为中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生存威胁。因此德国比华盛顿的战略选择余地更大,其官员针对中国的激进言辞也并未破坏双边商贸关系。

事实上,特朗普的崛起促进了德国与中国的地缘经济亲善。对于很多自由派德国精英来说,习近平与特朗普一样不招人喜欢,但只有后者曾公开冲撞德国,并任命了一位支持极右派的美国驻德大使。此外,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师斯蒂夫·班农正在欧洲领导一场反欧“运动”,并反复宣称德国搭美国纳税人的便车。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在与柏林的交往中更具技巧和战略性,他用平静的声音宣讲吸引德国精英的全球化问题。在美国贸易单边主义问题上,他一直反复回应德国的担忧,并做出投资让步,降低合资企业门槛以取悦众多有影响力的德国企业家。2018年,宝马成为首个增加持股比例,进而获得利润丰厚的中国合资公司控股权的外资企业。

随着德国工业家们战略性地扩大他们与中国的地缘经济关系,柏林试图在其欧盟主场消除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攻势。为了巩固法德轴心,给法国总统马克龙提供一个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向本国选民兜售的论点,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19年1月签署亚堔协议,支持马克龙推动欧洲防务的梦想。近期,德国在考虑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斗机时,排除了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F35。虽然美国波音的F18依然是一个选项,但其采购不会像F35那样实际破坏新一代欧洲战机的开发计划,因为F18是一个较旧的平台,不会将德国空军与美制系统长期捆绑在一起。若不是惧怕特朗普的怒火和对德国汽车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或许会挑选空客的欧洲战斗机。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白皮书将欧盟视为美国唯一潜在的势均力敌竞争对手。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进程证伪,现在只有中国才是崛起中的、美国全球霸权的势均力敌竞争对手。德国人有时暗示他们曾在战争中选错了盟友——一战中的奥匈帝国和二战中的日本。面对特朗普粗暴的外交政策,德国人或许觉得更舒服的做法是同北京建立地缘经济伙伴关系,同时通过加强欧洲融合的议程对冲它所冒的地缘政治风险。然而,德国依然在战略上缺乏远见,因为它在追求更多出口盈余的同时忽视了国内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它还忽视教育和基础研究投资以及刺激创新的必要性,导致欧盟在人工智能和信息通讯技术领域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真正的内部融合议程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将德国对欧盟国家的巨大盈余重新加以利用,否则这一联盟会逐步瓦解,进而损害柏林的地区主导地位和投射全球商业影响力的能力。

可以确定的是,德国人仍希望2020年美国选举出一位正常的总统,他或许能重振跨大西洋联盟。而如果未能实现,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奥巴马2008年在柏林引用肯尼迪“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也许就是德美战略轴心盛极而衷的拐点,而日益加深的跨大西洋裂痕将成为中国的战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