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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外交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

2017-01-12

如果将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笔者认为,1982-2000年可以定位为战略调整期;2001-2016年为战略机遇期;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外交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

与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并开始实施改革与开放政策相适应,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国际部分阐述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实际上通过以下三个战略转变,使中国外交正式进入了一个战略调整期。这三个战略转变是,由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向世界开放的外交转变,由结盟外交向非结盟外交转变,由意识形态外交向非意识形态外交转变。在战略调整期,中国彻底改变了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包括与苏联军事对抗关系的结束,与美国的关系由联合抗苏转变成以经济和科技合作为主,与周边一系列国家关系正常化,所有这些不仅给改革中的中国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最初的外部市场和投资支持,积累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初物资基础。

2001年开始的中国外交的战略机遇期是由以下基本因素支撑的。首先,2001年9月爆发的“911”事件不仅改变了五个月以前中美撞机事件所造成的双边关系恶化趋势,而且由于反恐战略的现实和长期需要,以及由于持续推进北约东扩政策,支持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加紧实施东欧反导计划造成美俄关系严重恶化,小布什政府在其八年执政期间基本上执行了不断推进与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政策,特别是小布什政府采取了明显压制台独的政策。

其二,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支持。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0.51万亿美元,2015年为3.96万亿。2015年出口总额 22765万亿美元,较2001年增加7.6倍,进口额16820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在此期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其三,尽管2010年开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实质上将其国际竞争主要矛头首次锁定中国,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力和构建TPP经贸网络构成了实施这一战略的最主要两翼,但需要指出,2008年以后美国经济在低迷中徘徊限制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力度。信仰全球化理念并奉行建制主义的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一方面在G20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定期与中国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后者不仅切实取得了一系列实际成果,而且有效地缓和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度。因此,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实施没能真正终止中国外交的战略机遇期。

但从2017年开始,中国外交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第一,在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力度将空前加大。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前的行为、言论和人事任命已经表明,该政府至少会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其一,破坏“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中美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各领域合作的基石,通过与台湾发展军事关系和官方往来,为中国制造安全和外交麻烦,从而在美中战略博弈中消耗中国的外交资源,分散中国的战略关注力。其二, 在美中经贸关系中给中国制造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宣布中国为外汇操纵国,从而损害美中金融合作。其三,谋求缓和美俄关系,至少是冻结美俄之间的矛盾烈度,集中国家资源牵制中国的发展。

第二,特朗普政权将更加倾向于以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立场对待全球反恐和反核扩散问题,并以美国本土安全为视角,较少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以节约财力。这使得美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必要性明显收窄,从而减弱了美中关系恶化时的复原弹性。

第三,中国以往行之有效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性的经济不振和需求不足,更是由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效应。而这必然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竞争同时加剧,对外经济摩擦会明显增多。

第四,解决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将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有关国家的外交冲突和利益矛盾,中国外交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有关国家的对华敌视政策会进一步强化。

最后,作为中国国家对外经济战略重要内容的“一带一路”计划,如果继续停留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就会逐步失去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如果逐步在世界各地区进入实施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安全问题将随之进入深水区,外交协调需求和困难将明显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标题采用“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是指上述诸因素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时出现的结果。不是必将进入战略艰难期的理由是:

第一,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未必能启动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在全球衰退中增长率明显下降的经验表明,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包括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可能是特朗普政权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二,孤立主义的安全政策虽然能够确保领土安全,但却无法保证美国的全球利益。奥巴马执政晚期“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的迅速崛起,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后出现的。对美国政府来说,在反恐反核扩散这一国际社会需要长期努力的困难任务上,采取大国合作的政策才是最明智也是最经济的选择。

第三,由中美间巨大的经贸数字(两国贸易总额占美国实物贸易总额的15%左右)所表现出来的两国间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将使特朗普对华制裁的经济政策成为一把双刃剑,迫使其改弦更张。

共和党人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以及出身商人的特朗普本人的务实精神,使下一届美国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存在着回调的可能,那时中国外交将处于一个艰难与机遇并存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