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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全球治理当前面对的根本困难

2016-08-23

当今,总体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全球治理在一系列功能领域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同舟共济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防止核武器扩散、涌向欧洲的穆斯林难民大潮或“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争,就这些问题而言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难上加难。几乎罕见的重大例外是2013年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它依凭的是中国作出的巨大主动贡献,以及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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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后面要概说的严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之外,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的基本原因有四个: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其实,人们所见的相关局势大多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在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的所言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

美国特朗普-桑德斯孤立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英国脱欧公投的多少惊人的结果,比冷战后头20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欧洲国家愈益高涨的反穆斯林移民潮舆论,俄罗斯普京咄咄逼人但颇得国内民心的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民粹主义伊斯兰化举措和急剧集权趋势,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变动和香港地区作乱的逆流,甚或中国本身的部分显要舆论和显要行为,等等,都显示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这些与世界广泛和深刻的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地缘政治动能密切相关,而有关各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精英对此准备大为不足,应付起来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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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是全球范围国际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多边机制总体上的呆滞和低效由此就更可理解。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一方面仍需要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但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单独一国不是足够的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器和顶梁柱,甚至还要有“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

如前所述,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的原因还包括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愈益严重,而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先前任何时候相比,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基本关系可谓强烈动荡。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则作为这两大事态的一个结果而大为提升。

中美

就中美战略竞争的迅速加剧而言,当前最突出的是(1)美韩两国决定在韩国部署将严重损害中国现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2)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关于菲律宾诉案的裁决导致中国作出空前强烈的根本反应。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显著浮现,而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赛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海牙仲裁法庭发布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裁决后,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几十年来第一次明确宣告: 南海“九段线”内的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它们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

中俄

至于中俄两国间战略协作的大幅度提升,当前尤其重大的是(1)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2)7月下旬中国宣布将于两个月后在南海举行中俄联合海空军演习,而南海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赫的地区。“中俄全面协作战略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正在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可以认为已经至少接近达到针对美国及其战略盟友的一种准同盟关系。

综上所述,在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中,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全球治理的重大进展首先取决于所有重要国家与其国内社会能否阻滞和扭转这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必须抵制正在全球范围扩展和增进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必须积极争取大国基本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这样的努力实属必要,实属可贵,而且能够取得重要的局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