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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面临崩溃风险

2016-07-29

虽然理论上看似精妙,但全球化在实践中遭遇挫折。这是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崛起的教训。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渐恶毒的反华声浪席卷全球。包括笔者在内的信奉自由贸易者都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刺耳的反全球化呼声。

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缜密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理论就是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早期提出的分析框架:如果一个国家按照其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和工人技术)进行生产,就能通过跨境贸易来获益。自由贸易即全球化的万灵药,将令所有人都受益。

从长期来看这或许可以成立,但从短期来看却面临严峻的现实因素制约。英国脱离欧盟就是最新相关案例。

英国选民们反对区域一体化的几个关键前提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开放的移民政策、布鲁塞尔的超国家监管权力以及货币联盟(这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例如缺乏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财政转移的机制)。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以李嘉图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为基础,但全球政客对这一原则充耳不闻。

在美国,特朗普的崛起,以及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党内初选所赢得的政治支持,反映出很多和导致英国“脱欧”类似的情绪。从移民到贸易自由化,苦恼的中产阶级面临重重经济压力,而这与全球化的核心承诺相悖。

一如既往(尤其是在大选年),美国政客在面对这些严峻问题时总是责怪他人。特朗普针对中国和墨西哥,而桑德斯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和太平洋沿岸11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桑德斯的态度还令另一位民主党竞选人希拉里不得不采取类似姿态。

总之,全球化正在失去政治支持,这并不奇怪,因为今天的世界和李嘉图所处的两个世纪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李嘉图的观点,例如英格兰和葡萄牙在生产服装和葡萄酒方面拥有各自比较优势,在今天高度互联、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早已不适用。试图用现代经济学方法重新诠释李嘉图理论基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其晚年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认为中国这样具有破坏力的人工成本更低的技术模仿者可能彻底颠覆比较优势理论。

问题不仅是过时的理论。全球贸易最新趋势也发出了值得警惕的信号。IMF的统计显示,2009-2016年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仅3%,是1980-2008年间6%年均增速的一半。这不仅是因为“大衰退”,也反映出异常疲弱的经济复苏。随着全球贸易发展趋势走低,全球化面临的政治阻力只会更大。

当然,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遇到麻烦。全球化1.0版,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期间夭折。由于主要经济体转而关注国内问题,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美国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从1929年到1932年全球贸易萎缩了约60%。

如果今天全球化遭遇类似命运,代价将高得多。与主要从事有形商品跨境交易的全球化1.0不同的是,全球化2.0的范围更广,包括出现越来越多的无形商品交易,例如曾经不可交易的服务。

同样,全球化2.0的实现工具也比之前更为复杂。全球化1.0的连接有赖于船只、铁路和汽车。如今的运输系统更加先进,尤其是得益于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互联网还让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实现及时跨境传播,例如软件编程、工程和设计、医疗检查以及会计、法律和咨询服务。

两轮全球化浪潮的最大不同在于技术吸收和破坏的速率。如今信息技术的普及速度快得惊人。5000万美国家庭只用了5年时间就开始使用互联网,而他们普及使用收音机则花了38年。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未能理解全球化与生俱来的问题。在解决过时的理论问题之际,他们均忽视了如今愈演愈烈的工人阶层的不满。鉴于全球化2.0的发展广度和速度,应有全新方法来化解这种破坏力。

不幸的是,旨在应对贸易造成的失业问题的社会安全网项目,和比较优势理论一样是过时的。例如,美国1962年推出“贸易调整援助”(TAA)项目。但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自1974年以来只有200万美国工人从这一项目获益。

如今更多领域的工人开始面临巨大压力,因此设计更开明政策时应当将其考虑在内。全球化2.0飞速发展要求有更快的应对机制和更广的政策覆盖面,例如工人再培训、搬家津贴、就业协助、年迈工人工资保险,以及有效期更长的失业福利。

以史为鉴,当知另一种可能,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新孤立主义,都将带来灾难。我们这些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士有责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方法是提供更加具体的方案来解决如今众多工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原文标题The Globalization Disconnect(2016-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