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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例外论:改善美中关系的障碍和机遇

2016-07-26

崔利如在中美聚焦网上发表的一篇影响颇广、饶有新意的文章中,讲到美中关系结构变化的固有危险。在他看来,这些危险因他所说的“米尔斯海默理论”而加大。他推断,在美国的战略意识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占据优势。他同时警告说这种倾向在中国也颇有市场。在美中两国,约翰·米尔斯海默以霸权是维护国家安全最佳手段这一理论而出名。按照他的观点,国际政治已经“不幸”成为争夺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间无可规避的零和竞赛。崔利如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构成“美国实行强权政治和维护霸权地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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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

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受实力政治(realpolitik)动机驱使,这种观点在中国相当流行。公平地说,历史上美国在海外的行为为此提供了诸多佐证。美国许多思想家也确实主张强硬的政策,以维护霸权,或阻止其他潜在霸主的崛起。但美国外交政策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美国多数现实主义者对外交政策中强权政治的缺点多有微词。适当考察美国所作所为的其他动因,特别是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思想,才能获得美国动机的更精准图景。尽管这些因素会让美中关系凭添更多错综复杂,但以更大视角观察美国的思想潮流,可以发现我们在哪些领域有机会建立信任,或至少建立更良好的沟通。

关注美国政治学者当前的辩论,就会很有启发。与一些人所想的不同,学术界的现实主义者们对美国的“霸权”观念和干预、颠覆政权、不断扩大同盟体系等各种实际操作的批评越来越多。多年来,一些敢于发声的现实主义者批评美国缺少克制,呼吁美国从过度的全球扩张中抽身。这些以麻省理工学院巴利·波森等学者为代表的所谓“离岸平衡者”们,认为美国的安全利益不需要海外驻军,不需要强大的同盟,不需要卷入中东这样的地区(至于美国主导西半球则是理所当然的)。在最近《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主张美国实行适度的离岸平衡战略,虽然,他把美国对华政策列为一个“有趣的例外”。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其中显著的一点,是指责美国的“霸权”倾向不是出自对强权政治的冷静思考,而是出自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等愚蠢想法。这种批评认为,追求安全必须有所克制,而自由主义把美国引入了歧途,使美国莽撞地到处充当警察、建立国家、渴望成为世界领袖。且不论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孰是孰非,对美国行为的这种批评,无疑可以区分美国外交政策中不受实力政治观念影响的那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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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在世界历史中地位超然。这种理念在美国深入人心,它最早出现于17世纪约翰·温斯罗普提出的“山上的城”想法;在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有关美国的概念中,美国被反复说成是一个“责无旁贷的国家”;巴拉克·奥巴马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更宣称“美国必须是领导者”。美国不是一个普通大国的想法,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施加广泛影响的正当理由。许多美国的国际事务理论家辩称,美国是唯一满怀善意,且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国家,因为它威胁较少,不易引发制衡反应,而且通常是受欢迎的。罗伯特·卡根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有不在乎大战略、通俗说就是不在乎整个世界的历史,而且美国的行为并非只是出于私利。而前任总统手下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其原因是,作为领先民主国家的美国拥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权威。在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这是因为美国有把权力的运用机制化、合法化的传统。所有人都会觉得美国经常违背上述原则,所有这些说法都不太可说服一个中国听众。但重点是,许多美国人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这类观点也给离岸平衡者的论点提供了可信度,即驱使美国搞霸权的,更多是自由派理想主义,而不是强权政治。

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外交观。非民主、独裁、共产政权天生缺少合法性,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许多美国人心中。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被意识形态差异和对中国政府的怀疑所夸大。美国鹰派中国问题专家常把中国方面的潜在侵略性与非民主政体的天性挂钩。“民主的和平”(其推论是非民主国家不可信)渗透了美国人的思维,即使约翰·麦凯恩参议员这样的理性现实主义者也不例外。一些分析家还注意到,让许多美国人纠结的,是他们渐渐明白中国也许永远不会按西方自由主义路径改造其国内体制。这种预期上的重新调整导致了真正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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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这类参与者的制度性利益,两党谋求外交政策共识过程中的妥协,以及其他事务,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与外界眼中的形象相比,美国的观念体系其实复杂得多,内部矛盾有时也大得多。当自由主义等因素在一些重要方面让美中关系变得更复杂时,这种复杂同时也意味着,与固执坚持崔利如所担心的“米尔斯海默理论”相比,此时的美国更易被让它消除疑虑的举动所影响,其立场也更为灵活。

许多美国人认为,因为坚守原则,所以美国的实力是有节制的,或者是具有合法性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乐见其他国家参与这一叙事。在最近一次英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演讲中使用了36次“原则”一词。他还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参与这一有原则的秩序。美国这方面是否偶尔表里不一,与中国能否有效参与美国的叙事,消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政权性质的疑虑,其实并不相干。在作为霸主的美国以中国是否“按规则行事”为当务之急的时候,中国依循常规机制作出的任何自我克制,都会在重要方面给美国带来积极影响。

也因此,习近平主席不无助益地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愿景,它包括强调“双赢”合作,而不是强权政治。许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在美国反应平平感到失望。美国的犹豫有几个原因。一个简单原因,就是怀疑这个概念不过是包含多重目的的一种修辞手段。而更深层原因,可以从美国外交政策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推手身上寻找。其重点是,许多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在谋求“新型”的国际政治。通过保护国际贸易自由规则,维护全球治安,美国为推动双赢合作提供了安全保护伞。这一过程伴随着重塑国际政治特征的终极观点,这种观点源自美国传统上对欧洲实力政治的排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试图回避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试图废除它。事实上,巴里·波森对他所谓“自由霸权”的现实主义批判,就是由于它建立在脱离现实的假设之上,即认为靠这种方法能够最终迎来超越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新时代。

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是,美中两国都坚信自己在推动双赢国际秩序,同时怀疑对方搞“强权政治”。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简单选择互惠互利还是实力政治,关乎成败的,是哪种规则将主导后实力政治时代的秩序,以及它需要怎样的权力架构来支撑。为寻找融合路径,美国和中国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这些观察不代表否认美国其他思潮对力量平衡、“地缘政治”或维护“单极”世界的侧重。至少,正如亨利·基辛格看到的,美国是在强权政治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但不论好坏,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通常贯穿其利益观。在这方面,对中国学者来说,认真研究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思潮所带来的机遇,会大有收获,虽然他们有时指出美中之间仍然存在深层差异。美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人一般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进攻性现实主义教义所驱使。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提出建立“新型”关系,也许更像是真正的前奏。调和美国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愿景是一项巨大挑战,彼此国家观念的多样性,可以创造更多接触的机会,承认这一点,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