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特朗普 南海问题 全球治理 朝核问题 中美贸易 中印关系 人民币汇率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管理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新格局的挑战

2016-06-16

当前,中美在南海的对峙所引起的关注,已经超过人们对中菲和中越之间领土争端的关注。这一形势发展大概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中美在南海的军事互动已成为媒体和各方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中美战略界人士由此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新格局

美国公然以军事行动的方式介入南海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即使我们仍把中美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作为一种局部发展,其战略含义却是不容置疑的:它折射出竞合交织的中美关系中,作为战略对手一面在亚太地区明显强化的竞争态势。这是令人担忧的发展。

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两个拥有巨大含量、存在巨大差异、又发展了密切联系的国家。这是认识转变时期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双方间的重大分歧,一刻都不能忘记的大背景。

所谓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包括中美关系格局和更大范围的国际格局的变化。这里讲的格局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国家关系形态的改变。当前中美关系的大形势,是这两个层面变化交织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中国崛起又是在深度融入世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中美成为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中美关系新的格局是,双方的互动在竞争与合作两条线上并行推进,一方面是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是相互需要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是历史上从未有的过的大国关系格局。对北京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认识这一新格局的复杂含义,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至关重要。

毋庸讳言,在新的格局中,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变得突出起来。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在东亚地区的发展最引人瞩目。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美国对华战略制衡的一面在扩大,节奏在加快,突出表现为美军在南海的活动。这似乎意味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新的实施阶段,开始具有对中国实施区域遏制的味道。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危险的倾向:五角大楼在南海的行动不断升级,一些军方高官的言论且越来越具挑衅性。这一突出的表象是否意味着美对华战略新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华盛顿的一些圈内人士明确表示,美已决定要采取更加公开、高调、指向更为明确的综合措施,来“抵制”所谓中国要“改变现状”的行动。显然,所谓关注“航行自由”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介入的真正意图,是把南海问题作为抓手,借此宣示美国决心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

南海局势演变的实质含义是,中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与美国的霸权发生碰撞。美国以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居,日益将崛起的中国视为必然的挑战者加以防范和制衡,是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竞争加剧的主要原因。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若按此道走下去,会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趋向固化,两国关系最终恐怕真要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结构性矛盾问题

“结构性矛盾凸显”是当前人们对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重要解析方式。所谓“结构性矛盾”就是基本矛盾。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层面,其实质问题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产生的分歧。制度差异产生的基本矛盾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方面,但作为双边关系结构性问题则持续而深刻地存在着,并不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或时间节点发生作用,制造政治议题。

在后一层面,即国际结构层面,近些年来,中美之间日益形成互为主要战略对手的矛盾关系。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主义理论表述是,一个作为主要崛起大国,另一个作为主要守成大国,这种力量结构必然形成互为主要对手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崛起的一方势必要取代守成的一方,而守成一方则要拼力维护既得利益。据说以往的历史表明,这是国际政治属性所决定的规律。也曾有例外,如在20世纪发生的美国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但这是在两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类同的国家之间。所以,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是双重的,既有重大差异性带来的问题,又有大国竞争带来的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

然而,必须注意到,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矛盾分析存在根本性缺陷:它未能充分关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重大发展,忽视了国内因素在新关系格局中明显增强的作用,因而未能动态地说明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更不能涵盖中美关系新格局的多面性。过分强调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以此来主导政策思考,会放大双方的分歧,加重消极的情绪,助长对抗的倾向,给中美关系改善造成更大的困难。

 米氏理论的危险性

米尔斯海默的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论证的就是,“安全困境”是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结构性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对大国而言,争夺霸权是追求安全的最佳选择。他进而推论,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目标,因此美中之间的对抗在所难免。他据此鼓吹美国需要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全面遏制。米氏解读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称其一整套战略措施就是围绕对华遏制而展开的,但却要用自由主义话语来掩盖现实主义行动。由于米氏在国关理论界的权威地位,在中美两国的学术圈和外交界都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无论米氏本人的意图如何,他的理论和主张实际上是为美国推行强权政策和维护霸权地位提供依据,因而受到美国战略界强硬派的青睐。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从来都是为国家外交政策服务的。现实主义理论成为国关理论显学,正是迎合了美国20世纪崛起为世界头号强权的需求,为其在国际关系上奉行强权政治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这是米氏理论对现实政策影响所包含的“悲剧”因素。今天这种悲剧因素正在对中美关系产生着令人担忧的影响。

中美新的关系格局是由多种动力学共同作用的复杂矛盾体。简单化地图解中美关系的变化成为近些年突出的问题。双方有太多的专家将中美间的分歧和紧张,以好莱坞大片的方式解读为两国力量对比变化造成结构性矛盾上升所致。这导致在中美两国对应的“威胁论” 相互印证。在美国突出表现为:讲“中国崛起”就意味“挑战美国领导地位”,“威胁美国安全利益”,“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等等,差不多成了“中国威胁”的同义语;另一方面是,专家、学者和智库不断发表论文、研究报告,论证美国没有衰落,依然拥有最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教育和创新能力,美国必须永远保持头号强国地位和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决不允许中国的挑战得逞。

在中国的表现则是:断言美国的衰落已显而易见,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因担心中国取代其地位而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宣扬中国威胁论,挑动周边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搞亚洲小北约围堵中国,阴谋制造中国的金融危机,对华新冷战已经开始。

值得玩味的是,我们发现,在“中国威胁论”的语境中,美国方面更多地表现出焦虑感的加剧;而在“美国威胁论”的语境中,中国方面更多地表现出自信心的增强。实际上,美国人的焦虑主要来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上升。问题是,这种焦虑何以与中国崛起产生关联,以致让其扮演某种替罪羊的角色?在这里,宣传上简单而片面的因果联系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操纵起了作用。

实际上,对华遏制论的鼓吹者所依仗的,主要是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冷战的阴影始终在某些角落徘徊的重要原因。可见,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鼓吹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在美国并非全然没有政治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以下情景:两国内部的困难大大加剧,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中美之间敏感领域擦枪走火,或突发事件导致误判,出现对抗局势,美国重启冷战,两国关系进入“大国悲剧”自我实现的轨道。当然,目前看来这还是假设,但中美双方都要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共同努力防止米氏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悲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现实的祸害。

美国军事霸权问题

显然,中美两国对新的关系格局的认识存在重大差异。这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双方如何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关系不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变化所带来的复杂形势面前,不迷失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合作目标。

现在美国,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解读中美关系新格局成为一种潮流,成为美国主导的战略思想。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在美国当下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已成为流行的政治口号。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演进中的军事色彩越来越浓。

当前南海的局势,让人似乎感到美国军事霸权躁动的风吹草动。希望这是一种错觉。然而,我们应当记取历史上的教训。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如同绝对权力所包含的危险,拥有强大的、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就始终伴随着一种危险——即使用的这种力量的诱惑。在两种情况下,军事霸权冲动的魔鬼可能冲破制约它的笼子:一是对自己的实力过分自信,同时又低估了对手的能力和决心;第二种情况是对追求绝对安全的偏执与政治、战略上的焦虑加剧发生化学反应。当前的美国,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存在的。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军方有些人似乎觉得,可以依仗自己的军事优势来逼迫中国就范,这是极其危险的想法。在事关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必须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面对美国强权的压迫,政治上更没有退让的余地。美国军方如要铤而走险,将势必让自己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对抗。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想看到的情况。

新型大国关系

求同存异是中美历届政府长期遵循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则。即使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有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竞争的特点,求同存异的原则依然是不能丢弃的可贵遗产。如今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变化了的中美关系格局中实际上已包涵一些有利条件,使我们有可能比以往的求同存异方式再向前迈进一步。中方提出中美共同致力于建设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做出的努力。中方提出的三条原则意见,美方对其可能涉及的现实问题持有保留。在现实中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中,中方所认定的核心利益难免与美方要维护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中国要求的相互尊重原则会在某种情况下与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冲突。对此我们既不能回避,又要采取务实的态度。

国际关系的发展大趋势表明,或是主动或是被迫,美国最终是要改变其霸权政策的。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将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的发展。一是维持霸权的代价,二是放弃霸权的好处。美国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抽身,奥巴马政府决定美国地面部队不介入叙利亚战事,就是认为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世界进入多极时代,美国霸权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中美关系只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可以认为,只要享有霸权的好处仍然超过维护霸权的代价,美国就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

对于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与美国霸权和平相处。在中国提出的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原则意见当中,“不对抗”成为双方基本共识,道理也在这里。同样的逻辑,“合作共赢”作为原则意见,需要双方逐步探索实践的路径和方式,而作为一种总体关系目标,则是一个未来的理想目标。

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基辛格先生再次指出,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只是一定程度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所指崛起大国与守城大国关系特征。而“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概念所要求的那种国际关系背景,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中国没有意图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秩序来说,中美合作至关重要。他进而提出,“上海公报的精神也可以适用于南中国海问题”。他认为,需要做的是在短期的具体策略和长期的战略目标之间,找到一些合作领域。这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精神是契合的。

中方倡议的意图就是,针对所谓中美关系因中国崛起的挑战而面临“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相信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美能够发展长期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以显示政治上的真诚愿望和巨大决心。提出这一概念的逻辑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以和平发展方式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这已有过往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为证;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崇尚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当代外交始终坚持和平共处原则;中美之间日益形成广泛深入的利益捆绑关系,对抗不符合两家的根本利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都需要中美合作。所有这些与曾经发生的大国对抗的历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美两大国应该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分歧,共同建构一种以和平共处为目标的新型关系。

当前,我们面临的突出挑战是,如何对待历史转变时期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演变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中美关系而言,坚定正确的宏观把握至关重要。处理当下的战略问题,敏感问题,都需要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双方有必要对新时期彼此间的战略竞争采取某种“宏观管理”。 除了加强军事领域的风险管控,现在更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 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涉及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问题。未来的中美关系框架需要与共同建构亚太地区秩序形成关联,即将政治上确立在本地区寻求和平共处的目标,作为建构新型关系的重要内容。这是中美发展合作利益应当着眼的大处,也是两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应尽的历史责任。

毫无疑问,合作建构未来地区秩序必须基于既存的现实关系。然而,处在历史的拐点的中美双方,更需要展现超越性思维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政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