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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2016-02-26

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三边关系,近期更显得有些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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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日本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中美关系有决定性作用,即中美关系稳定,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都会稳定。反之,中美关系不好,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也好不了。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边对边”的影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点对边”的影响更重要,即三国各自的政策及取向(实力、行为、动向)的变化,对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大。

从美国的视角看,2010年是非常关键的坎。一是中国GDP超过日本,在世界经济结构上形成所谓“坐二望一”阵势。至此,经济超美只是时间问题,由此是否会形成“权力转移”,则要看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结构是否会发生支持这种转变的变化。由此也就有了第二个坎,即2010年在东亚,以东盟为中心分别签署了中、日、韩、印、澳与东盟的五组自贸协定(FTA)。这意味着东亚共同体轮轴初建。若能实现外围合拢,那么以东盟为核心,以中日韩澳新印为伙伴的东亚共同体就可能应运而生,但不包括美国。

尤其在美国看来,这个可能的东亚共同体中内含一个货币合作机制,即以“清迈倡议”为表现形式、以货币互换为表现内容的“多边架构”。在东亚地区,美国历来不主张搞“多边架构”。对于“清迈倡议”,2007年的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也曾用了不少笔墨关注。“清迈倡议”起缘于1997年东亚货币危机后,日本主张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当时日本外汇储备不足3000亿美元)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这个念头遭到鲁宾、萨默斯的当头棒喝而夭折。2000年,这一设想在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上以10+3货币互换协议形式出现,且最初是以多边框架下的“双边互换”为表现形式,表决机制遵循“国不分大小,一家一票,全员一致”的原则。美国对此表示“善意忽视”。2003年后“清迈倡议”开始扩容,并向多边化努力。2005年起,日本财务省推进其多边化,直接主张向“AMF复活”发展,并相继提出增资、设立共同外汇储备库、设立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局(OMR)、实施机构化管理,使其具有东亚版OECD功能。美国开始对此不安。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一上台便表示高调回归东盟,提出美国版湄公河合作倡议,解除对缅甸制裁,推进民主化。这与日本版湄公河五国体制相重叠,令日本感到主导权危机。而早在2005年釜山APEC峰会期间,美国政府就曾提出要用十年时间与东盟结成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共同体。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起步,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日本似乎无力左右。

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仅将东盟的四个成员国拉出了东亚共同体,甚至也让日本主动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完成了对“东亚共同体”的解构。日本失去了主导东亚制度一体化的条件,百年制度优越感消失殆尽。

至此,中日基于共同利益组成区域共同体的可能性被美国解构了。美国制度上的、关乎全球事务以及货币体制的地缘政治风险解除了。

但美国也面临另一个风险,即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带来地区的不稳定。如果说2010年以来的“中美日关系”分别表现为“中美”和“日美”的“实线关系”,那么“中日”则表现为“虚线关系”。这样的“中美日关系”是无法形成“三角关系”的,不具有稳定性。这个不稳定带来的是地区不稳定。这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不利的。

对美国来讲,中日关系缓和也是一个难点问题。2016年,中日将分别主持G20和G7峰会,会议主题事关“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如果中日相互支持,或将形成令美国难以把握的议题失控局面。如何面对中日主导的全球体系变革讨论以及变化可能,是令美国非常纠结,又试图主导的。新年伊始,美军在南海再度驶入“12海里”,拿人家的主权验证航行自由有效性。这正反映了美国对待中日关系的矛盾心理。

显然,美国很心虚。这个心虚基于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财政的不可持续性、美元的短缺性。全球化下世界经济规模快速扩大,而美元流动性难以满足需求,这意味着美元体制的制度支柱在动摇,美元体制将失去合理性和广泛覆盖的基本功能。因此,中日的政策动向不仅对两国,也将对中美、日美关系构成影响,即中日的“点”,对中美日的“边”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所以,全面、均衡考虑“点与边”的关系,共同对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是中美日三国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