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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梅岑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

两极陷阱:用冷战经验预测美中关系的隐性机会成本

2016-02-15

本文由孙梅岑和Yoshifumi Ide撰写

如今关于中国的思辨被伪现实主义所困扰,通常是围绕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进行,也就是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霸权之间的战争几乎难以避免。鉴于中国是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的“崛起的挑战者”,因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维护其优势地位,例如给尚无定论的议题和地区制定规则。事实上,很多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学者都是根据苏联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来预测中国。这可以理解。鉴于上一次两极秩序就是冷战,因此冷战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现成经验。但这种做法是有代价的。依照对付苏联的经验来制定针对中国的政策,是夸大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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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两方面。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中国和苏联作为两个国家差异巨大。特别是,中国和东亚邻国的关系既构成挑战,也提供了机遇(这方面通常被忽略)。其次也是不那么明显的是,今昔国际“体系”也在很多方面差异巨大。技术不仅改变了战争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交流方式。有鉴于这两点,传统的“两极”思维说轻了是有缺陷,说重了就是误导。至关重要的是,陷入这种看似精巧实则错谬的修昔底德陷阱思维框架后,人们容易忽略管理亚太地区动荡的更为可行的方案。例如,狭隘地聚焦于硬实力对比,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东亚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东亚尚有巨大的文化资源未被开发,而这或有助于构建集体认同。倘若能成功构建一个全新的亚洲身份认同,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强化合作,而且从长期来看也会降低军事主张的吸引力。不过除非能够采取全新形式,这种构建不会成功。这要求重新定义我们时代的“机构”到底意味着什么。由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主办的关于东亚安全的三方和四方会议,在这些重要议题上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经验。

东亚:错谬的安全困境

对东亚来说,安全困境是一个长久话题。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三方会议上,数位美国与会者重申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后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表态: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超过了其他国家。而中国与会者则强调,这些行动只是对其他国家行动的被动回应。同理,在中日关系上,对于日本最近通过的安保法案(第一次允许日本在自身未受攻击情况下可协助其他国家军事行动),意见也是大相径庭。日本与会者强调,安保法案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崛起和朝鲜拥核的应对,而中国与会者则强调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忏悔不足,并认为美日同盟强化是中国军备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

将上述安全利益冲突称之为“安全困境”看似简单、聪明,实则误入歧途。与美苏对抗不同,亚太地区对抗的主要原因是战略不信任,以及对“现状”这个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塞缪尔•金非常敏锐地指出,与西方把危机看成“须快速应对的高度威胁”不同,北京将其视为无须立刻处理的“周期性、长期性”问题。此外,中国概念中的“世界秩序”更多是关于其所感受的公正性,而非和平。和平与秩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消除全球不公正的“愉快的副产品”。

这种世界观与修昔底德陷阱鼓吹者的秩序导向型世界观全然不同。它对亚太地区的危机管理有三点重要意义。首先,对于那些尚属稳定的模棱两可的议题,中国会在更长时间内容忍其发酵。其次,中国可能更倾向于将不稳定视为尚未解决的实质性议题的症候,中国将此视为更大的担忧。最后,在很多修昔底德陷阱论者眼中,双方最终目标不是自保,而是霸权。这些观点的荒谬性,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寻求霸权,已经被多次批驳过了,但其蔓延传播依然无远弗届。金的著作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失败者自下而上所看到的世界,和胜利者自上而下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除非已然拥有霸权地位,否则自保政策不会必然转化为霸权。

世界观差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远不止于此。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议不仅反映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其合法领土范围的认识差异,同时还反映出双方对解决冲突的合理方式认识不同。例如,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的国际法打嘴仗,不能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务实举措。现实是,东亚国家对通过国际法解决争议的方式有着各自癖好。同时,“status quo”这一术语在中文中指“现状”,而在日语里则指“现状维持”。这种看上去很细微的差别再次提醒人们,在使用“status quo”这一术语的时候(很多西方人对此想当然了),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严格的二元概念:既指被动地接受现状,也指积极地尝试修正。在东亚国家间,这种交流学习正在进行,因此简单地给目前处境贴上“安全困境”的标签,实则是将正在推进的文化适应行为政治化了,也将双方推向更加两极化的方向,由此激化了冲突。

东亚的力量平衡始终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参加三方会议的与会者发现,这种力量平衡的变动在三个国家间制造了紧张情绪:美国担心其长期享有的“基本未受挑战的地区主导权被侵蚀”;日本对中国崛起后“美国的耐力和可能的退缩”感到忧心忡忡;中国则悲观地认为“美日联手”或遏制其发展。要将这种紧张情绪巧妙地导向和平结果,需要超越军事的考量。正如在四方会议上韩国与会嘉宾所言,应更充分利用韩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功能性三方合作活力,打造一个“全新的亚洲身份认同”。文化特性差异带来恐惧,但同样也带来希望。除了亚投行(AIIB)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外,还会有更多的地区机构。

构建身份认同:全新的制度路径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偏见在东亚国家间制造了紧张,但这些意识形态中也有很多是可以共享的,并值得建设性地善加利用。战略文化有可塑性,因为教育、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可以塑造公众认知。举例来说,在四方会议上,一位日本与会者就以他的近期研究为例来说明教育的作用。他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年轻一代人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将中国视为敌人的可能性越低。恰当地理解这种复杂性的重要,将有助于抑制高涨的民族主义火苗,并把公众注意力从冲突引向共性。东亚国家要想解决诸如日本教科书争议那样棘手的议题,就必须首先将之当做问题来对待。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尽早并经常进行教育方面的交流。虽然大学级别的学术交流无疑很必要,但这无助于减轻国民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形成的偏见。例如,可以举办地区民间论坛,让教育行业工作者公开讨论各自国家的初级和中级课程,这有助于解密民族主义课程是如何被编造出来的。

同理,在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上,地区平台也大有可为。在另一篇文章中,本文的一位作者指出,通过提供虚拟地区平台,移动客户端(APP)可以成为弥合意识形态鸿沟的有效工具。例如,如果有一款APP可以实现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或通过嵌入式翻译程序,或通过微信、Line和KaKao Talk之间实现跨平台发信——那么,难以想象这会带来多大的交流量。类似的虚拟地区平台将主要令年轻人受益,而他们对本地区未来有着更大影响力。这也让这些年轻人可以绕过媒体,直接交流想法。

正如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所显示,好的现实主义者不会拒绝国际机构,而是理性和负责任地善加利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共识是,多边国际机构将扮演特殊的、稳定性角色。除了聚焦安全的民间对话外,面对该地区紧迫的、多层面的安全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非安全性民间对话。至关重要的是,多边合作和集体安全框架可以共存,而这将有效带来更多冲突解决方案。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机构显然在东亚发展良好,但我们时代的机构不只关乎大炮加黄油。与其他例子中的问题解决方法类似,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超越陷阱发生的层面。如果没有在个人层面的信心建设方面作出真诚努力,任何在国家层面打造持久稳定性的努力都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