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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东之旅:“中国模式”开始上路

2016-02-05

去年末,一位中国观察家注意到,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31个月以来,已经走访了33个国家。然而,凯里·布朗写道,名单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遗漏:朝鲜和中东国家。朝鲜仍然不在习的名单上,但中东在。1月份他访问了埃及、沙特和伊朗。与他的多数出访一样,习的行李里有两样虚拟的东西:他的“中国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理论与实践

“中国模式”或许不是众多中国外交事务专家或中国领导使用的词汇,但它近年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代表着对西方主导的援助机构和主要经济体官方发展援助(ODA)所制定的“限制性条件”的一种替代。这一模式承诺提供资金、技术和熟练工人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和不干涉,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出现、今天依然是中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不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包括亲西方的,都发现中国的援助(现在主要是低息贷款)和投资方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既不受制于IMF或世界银行所要求的紧缩或结构调整,也不像美国和其他国家ODA那样附带人权、劳工及政治改革、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条件。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卖点,并与习近平的“中国梦”相呼应。这个“梦”是中国领导人利用历史耻辱和中国的崛起来激励人民努力奋斗的另一项努力,关乎实现繁荣、加强军力、改善人民生活和民族复兴,一句话,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优先目标是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这意味着,中国在海外必须寻找安全地获得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途径,以维持这种增长,并以切实的物质进步来安抚一个潜在不安的社会。

因此,在习近平的战略设想里,中国梦与“中国模式”互为补充,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中选择合作伙伴时,中国喜欢选择强势国家,它们有中国那种强有力、可预期的领导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存在社会和政治集团的挑战。(在国情所及范围内)效仿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需要引导经济摆脱对西方特别是其金融机构的依赖。在这方面,无论自身还是多边,中国一直都是积极的促进者。例如,就像最近有报道提到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眼下为(亚太)地区提供的贷款比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加起来都多。”(《纽约时报》2015年10月6日)。通过诸如金砖国家和亚投行等各类多边组织,中国带头成为了增加开发融资的独立来源。

当然,中国的崛起没有遵循既定的路径模式,因此它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经济与主要西方经济体及其金融机构的关系盘根错节。没有海外华人和西方的资金、技术与技术顾问帮助,其市场改革无从谈起,更别提中国自己的创业史。不过,就算没有“中国模式”几个字,这也不是它的唯一矛盾之处。促进人类发展、人类安全和公民社会,也就是说,改善草根阶层状况,减少贫富收入差距,(通过改善识字率、男女平等、健康与安全条例、清洁用水状况和强有力的环境保护)进行能力建设,而不只是靠集权控制的铁路、矿山、水坝、港口建设等大项目自上而下地增强实力,在这方面,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活动纪录,并不比西方参差不齐的纪录有所改善。

况且,虽然中国的援助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现代化,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减少了腐败,促进了法治,或是保护了热带雨林和其他自然资源。难怪非政府组织,如工会、环保组织和小企业,都成为中国在(比如)巴西、秘鲁、智利、菲律宾、缅甸和尼日尔发展援助的批评者。虽然中国极力否认,但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还是越来越频繁。甚至在支持中国发展目标的国家,比如支持“丝绸之路”战略的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缅甸和蒙古国,也出现对某些中国资金支持项目的抵制。一个原因是中国宣称的相互依赖目标已经变成了过度依赖。(参考甘钧先、毛艳“中国新丝绸之路:通向何方?”《亚洲视角》Vol.40,No.1,2016)

习近平中东之旅

中国与发展中世界交往的一个主要战略是进入西方不敢涉足的领域,这也是习近平1月中东之旅的原因。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它始于上世纪50年代援建坦桑尼亚至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当时中国的官方援助计划尚在起步阶段。伊朗则是这种机会主义的最新重要实例:当伊朗因实施核计划遭受制裁时,中国生意兴隆,而且博得阿亚图拉和伊朗商人们的欢心。就像一位欧洲外交官说的,中国投资者设法绕开西方银行的制裁,“填补了空白”,进口伊朗石油,销售汽车,承包所有类型的大型建设项目,并借此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习近平1月份访伊的成果,就是签定了包括能源和工业合作在内的17项协议。据说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告诉习近平:

“伊朗政府和国民始终(并仍然)寻求与中国这样独立、可信赖的国家扩展关系,在此基础上,伊中两国首脑有关(促进)25年战略关系的协议完全正确,并充满智慧。西方(政府)从来就不曾赢得伊朗国民的信任。”

对于与美国及其欧洲伙伴达成的核协议,阿亚图拉不断表示出猜疑,这与对中国的认可大为不同。

从战略角度看,习近平对中东三国的访问颇有意趣。首先,它使中国能源状况有所改观,因为中国正变得日益依赖中东石油。其次,这也是冒险,因为与伊朗和沙特打交道,使中国直接置身两国因叙利亚和也门内战,以及两国深深的宗教差异而产生的争端之中,而这种争端已经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第三,习近平此行旨在与三个专制政权建立关系,这些国家与美国多有龃龉,但对长期的、以向西拓展陆路和海上联系为基础的“丝绸之路”战略至关重要。例如,在大约有4000个政治犯,军政府彻底摧毁“阿拉伯之春”潜在民主力量的埃及,习近平签署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埃及领导人对丝绸之路倡议赞誉有加,两国共签定了21项协议,其中一个是让中国企业“设计、建设和运营”两个科技园区。在对也门采取可怕轰炸行动,不尊重法律程序处死政治对手的沙特,习近平出席了沙特阿美与中石化100亿美元合作协议的签定。

非洲的不同

不过,非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缺乏伊朗那样的资源和应对能力,中国经济低迷以及由此对非洲出口商品需求的急剧下降,使非洲大陆受到极大影响。 2015年,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减少40%,贸易平衡严重向中国倾斜(出口1020亿美元,进口670亿美元)。尼日利亚的石油、赞比亚的铜、南非的铁矿石及其他典型对华出口都蒙受重大打击,导致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并出现偿债困难。2015年12月约翰内斯堡的中非峰会上,习近平承诺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支持,帮助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但这种可能性看来非常遥远。

在中东和非洲的这些进展,首先说明中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的份量相当大。其次,它表明无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看上去有什么不同,最终也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中国国际企业和贸易机构并没有让自己的出口适应东道国人民长期的基本发展需求(虽然这实际上是东道国的任务)。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中国人也是在商言商。同时,和西方政府一样,北京利用国有和私人生意服务于更大的战略目标。而对人权和民主,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

第三,钱说了算。但钱的泛滥,比如中国以众多大型建设项目的形式对尼日利亚投资,在最大利润回报流向捐赠者的时候,就有招致当地人忿恨不满的危险。尼日利亚就是发现中国产品(如电缆)质量低劣的几个国家之一,而且,中国工厂复制当地产品(如染色纺织品),导致当地人失业,建筑项目则使用中国产品(如钢材),而不是当地产品。

第四,促进自力更生和恪守不干预是好原则,但中国并不总在践行。投资矿山等采掘业,用制成品交换自然资源,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模式,它对非洲和拉美国家来说简直太熟悉了。中国的援助和西方援助一样,也许自诩不附带政治条件,但肯定有政治上的期许。而且,援助通常会触碰当地的政治利益(反对党、工会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在不少有关中国援助和投资边缘化当地劳工、鼓励贿赂的报道中,这些投资都伴随着购买中国产品,或与中国国有企业签合同,而且还成为当地选举时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大手笔项目,如横跨南美北部的铁路,就由于牵扯到当地政治、贪污腐败和NGO的反对而遇上麻烦。

第五,华丽的词藻替代不了慷慨的行动,特别是替代不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作出某些牺牲,好让那些苦苦挣扎的国家得到有效帮助。只有增加就业和培训,实现环境可持续与社会公正,换句话说,就是促进人类安全与人类发展,谈“非洲的崛起”、“非洲人的非洲”、“合作共赢的发展”才有意义。但这些并不是“中国模式”的目的,也不是西方模式的目的。

最后,某些情况下,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开发项目中搭便车,既依赖他人,又不为得到的服务掏钱。例如它在阿富汗的采矿业务,靠的就是美军的反恐行动。它的中东石油进口是靠美国海军的保护。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提升,将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近期,中国军队的注意力是保卫近处利益,如南海和东海。周边邻国,特别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可能非常想知道习近平对领土主权的强调是否也是他“中国梦”的一部分。当然,它们与中国进退维谷的关系,与习近平在中东的外交成功有天壤之别。

“中国模式”能持续吗?

简单说就是,“中国模式”呈现出了一幅复杂图景,代表着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具有的不可知性,特别是在援助-赠予方面。受援国当地政治文化的敏感往往成为援助与投资项目的潜在掣肘。尊重人权、法律法规和环境对一些国家政府和民间团体来说十分重要,虽然对中国国有企业和商人来说不是这样。这些复杂问题揭示了一个最终结论: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大,在全球范围内的介入越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小。这不仅因为中国援助、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与力度注定会遭遇日益增多的地方阻力,而且因为中国的深层渗透,就如西方发现的,将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中制造怨恨:受援国依附性发展,并被要求支持捐赠国的政策和作出军事让步,而捐助国为保护投资,会竭力建立势力范围。总之,把经济与政治分开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