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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型”关系应有更多实质内容

2015-10-28

习近平主席结束对美国事访问不久,奥巴马政府就宣布完成TPP协议谈判,美国军方还宣布将在南海地区展开更多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显然,中美关系并不会因为元首会晤而变得风平浪静,双方都有可能继续做出让对方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想方设法,让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从纸面文字变为实践,进一步阻止中美关系滑向战略对抗。

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对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感兴趣,甚至有人呼吁奥巴马政府对此予以抵制。今年7月,安德鲁·埃里克森在参加众议院有关南海问题的听证会时称,“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有问题的说法及其相关变相表述,应该从美国官方词语中摒除。实际上,北京已经意识到,对“新型大国关系”抱有负面看法的美国人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正逐渐进入决策者队伍的年轻一代战略界人士。

分析美中问题专家的代际差别是非常重要而有意思的,这也许是预测中美关系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芮效俭、李侃如、兰普顿等资深外交官和专家,他们是见证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愤怒和孤立并不断融入世界的一代。而与之相对,安德鲁·埃里克森属于见证中国崛起的那一代。这个群体还包括目前出现的负责东亚事务的国防部部长副助理邓马克,以及拜登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埃利·拉特纳。

显然,新一代美国决策者和专家们对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缺乏个人亲身感受,但他们却对中国在过去十年和过去三年的变化颇有体会。让人感到担心的是,新一代在处理中国政策上的态度往往要强硬得多。他们基本上是从大国崛起和大国权力相争的角度看问题,将中国视为20世纪的德国、日本和苏联。

说实话,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对大国涵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20世纪,甚至是19世纪。在21世纪,“大国”的内涵需要重塑,也正在重塑。大国不能靠攻城掠地来增加和维护权势,大国之间需要相互保持克制,探索合作共赢之道。一方面,中国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不会促进反而会阻碍中国崛起,中国不应全盘接受19世纪美国将军马汉的海权思想。另一方面,美国也不要指望它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会和几十年之前那样一成不变,没有权力的分享就不可能有责任的分担。

北京和华盛顿应更加重视“新型”而非“大国”的部分。应对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21世纪才出现的新型挑战呼唤中美之间的“新型关系”。首先,两国决策者们应认识到自己在知识、能力和经验上的欠缺,不少官员对网络世界是非常陌生的。他们需要更大的耐心来多了解并寻找新办法,而不是轻易摆出一副相互对抗的架势。其次,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构建更有效、更广泛的政策制定网络,将网络专业人士和气候变化专家等纳入其中。第三,官员们要善于用简单的方式告诉普通民众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是不负责任地抛出过于简单化的答案。

习近平访美期间,他专门花时间与微软、苹果、Facebook等互联网企业家们进行交流,并明确承诺中国政府不支持任何网络商业间谍行为。中美将就应对网络安全争端成立更高级别的工作机制,并探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制定。这些进展让人们期待中美新型关系得到进一步充实。数年前,北京和华盛顿还因为气候变化问题而相互缠斗,但如今气候变化问题却成为双方合作的亮点,并有力地带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或许,在网络安全方面,可以出现一个相类似的成功故事。

对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弃之不顾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不对抗并不只是北京的单方面需要,中美的竞争性共处需要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的确不应再被滥用,它太容易让人们受害于过于简单的历史类比,而忽视中美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华盛顿应更清楚地看到,北京一直在为此持续作出努力,这些努力是微妙的且具有创新性。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就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达成新的共识,并开始构建一种事实上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卫生、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拓展新型协作。

底线就是,如果中美两国决策者们能够培育适用于处理21世纪全球事务的新型战略思维,并更加投入地发展新型关系,那么北京和华盛顿就有望避免陷入大国激烈冲突的老游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