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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文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多种声音决定美国对中国的认识

2015-05-26

在中国,人们这些天非常关注美国学者谈两国关系现状。这些学者的共同之处是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倾向于认为两国关系已接近发生重大变化的临界点。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美中关系正逼近临界点”,“双方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任何时候都接近于超过了我们的希望”。克里斯托弗·莱恩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正迅速接近“卡尔时刻”,即地缘政治的决定性时刻:守成大国(现在是美国)必须对包容还是反对新兴大国(现在是中国)的变革要求作出抉择。

与此同时,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和阿什利·J·泰利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他们争辩说,美国对华大战略需要调整,因为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不仅已经失败,而且给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制造了新的威胁。在他们看来,新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国力量的崛起进行制衡,而不是继续支持中国的优势。基本上,报告是建议美国控制局面,在双边关系中的几乎所有领域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总之,他们呼吁立即重新思考并改变美国政策,无论朝什么方向,否则任何拖延都会带来危险。

毫无疑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或美国任何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总统及其政府。奥巴马总统谈到过美中在不同领域的竞争,如贸易等经济问题,和像南海这样的地缘政治问题,也谈到过国际准则和国际机构话题。人们可以通过“亚洲战略再平衡”看到其对华政策现实的一面。但奥巴马谈及中美双边关系时,从未把这两个大国当成冷战时的美国和苏联。而且在他格外关注的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奥巴马一再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合作。可以说他没有按“大国政治”方式看待美中关系。同时,尽管从奥巴马第一任期起,“亚洲再平衡”就是他外交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但他的优先工作仍然是美国经济复苏和在银行、医疗保健领域进行国内体制改革。外交政策上,他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应对反恐问题,处理俄罗斯和乌克兰争端等事务。奥巴马从未就中国问题专门发表讲话,他的团队也从来没有为他的中国政策或美中关系创造一个术语。在奥巴马总统任期余下的时间里,由于时间有限,而且他希望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不出意外的话,基本可以肯定奥巴马政府不会改变对华政策基调。

所以,没有声明,没有总统或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这些总统团队的主要成员出来讲话,我们如何得出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结论?我们如何得知双边关系正在或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或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目光转向公共舆论和双边关系的气氛,看看所谓外交政策权势集团的言谈是否有明显变化。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人们在学术圈子或主要媒体谈论中国和美国的政策时,他们明确的共识就是老办法已经不行了,因为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美国必须有一个处理中国问题的新框架。所以,人们普遍同意,要么是中国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美国的正常反应是在各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作好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就像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所建议的。要么是美国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变得非常重要,如兰普顿和莱恩的建议,美国需要“包容”中国,要更加谨慎,像以前那样避免冒犯中国,这意味着在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方要比从前表现出更多的尊重。

如果美国现在必须就上述两点作出选择,更可能选中的是强硬制衡手段,而不是温和包容的政策。面对外部挑战,软弱并不符合美国人的本性,尤其当挑战来中国这种国家,它在众多方面特别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截然不同。向国内听众解释美国有必要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分享权力,这对任何美国领导人来说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兰普顿提出主张“包容”的观点也说明美国国内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中国不是苏联,美中关系非常复杂。在我们这个世界,挑战不只来自更多不同的国家,就连挑战本身也有不同形式。就这一点而言美国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今天美国人更关心的不是中国,而是像伊斯兰国这样的问题。俄罗斯在美国人不喜欢的国家名单上也排在中国前面。在美国,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仍局限在外交政策权势集团内部,对中国的大量抱怨也停留在“问题”层面。中美在许多非常重要问题上有分歧,但它们更像谈判对手、竞争对手,而不是敌手。所以我们很难想像一位美国总统会宣布采取明确而强硬的对华战略,搞2015年版“杜鲁门主义”。

这并不是说美国学者的警告没有价值。兰普顿和其他人的警告值得密切关注。 对华政策也许不是奥巴马的优先考虑,但有人在关注美中关系。如果这些人,也就是政府工作层级官员和学界专家,如果他们达成某种共识,那么,由于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有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过程,其他人对这种共识就会仿效。所以,当未来的美国总统打算认真考虑对华战略的时候,他或她也许发现“临界点”已经悄悄过去,美国的政策已进入无可逆转的轨道,美国只能,按克里斯托弗·莱恩的话说,选择“对抗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正式证实政策发生转变,也许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不同层面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看法,关注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气氛,尤其是在2016年大选来临之际。第二,两国需要深化不同层面的交流与互动,让两国人民更了解对方如何思考两国关系的走向,了解我们可以做什么来让那个“临界点”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