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个日益清晰的中美欧关系基本格局正在形成：三方相互依赖并未因竞争加剧而消失，而竞争也越来越深地嵌入彼此共存关系。贸易、投资、资本、技术和供应链联系仍是支撑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但关税壁垒、产业补贴、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和经济安全规则的持续扩张正改变三方联系的条件、成本和边界。笔者此前提出，中美欧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基轴。近期笔者在欧洲的实地调研和国际形势变化进一步表明，中美欧的基轴作用并未被改变，但运行逻辑已由合作主导逐步转向竞争性共存。
所谓“竞争性共存”是指中美欧既没有能力、也缺乏足够意愿彻底割断彼此联系，但又都通过关税、补贴、投资审查、出口管制、技术标准和金融规则，降低面对其他两方的脆弱性，并争夺未来全球经济规则和产业体系的主导权。共存构成三方关系的现实底座，竞争则决定着这种共存的成本、边界和运行方式。
中美欧关系竞争属性明显上升
当前，中美欧之间仍存在难以替代的结构性联系。美国拥有全球颇具深度的资本市场、领先的基础创新能力和美元金融体系；欧洲在高端制造、绿色金融、监管标准和全球治理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将技术快速产业化、工程化的应用能力。三方分别掌握金融与创新、规则与高端制造、产业规模与市场转化等关键资源，共同决定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运行状态。任何两方发生结构性断裂，影响都不会局限于双边贸易，而会沿着金融定价、技术标准、能源、投资和供应链向全球扩散。然而，中美欧三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正全面上升，并逐渐成为决定三方互动方式和共存形态的主导力量。
中美之间已形成“谈判机制化与战略竞争长期化”并存的格局。美国一方面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政府间机制，讨论部分非敏感产品的关税调整和贸易平衡，另一方面继续保留关税、出口管制和经济安全工具，明确将贸易便利与国家安全分开处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经贸关系不会轻易回到过去以市场开放和效率优先为主导的合作模式，更可能形成敏感领域加强隔离、非敏感领域维持交易的分层稳定结构。
中欧之间同样呈现对话与防风险同步推进的特征。2026年6月，中欧正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决定于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但与此同时，欧盟通过新版外资审查规则，规定各成员国未来最低审查范围须覆盖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金融服务、能源和交通等敏感领域。7月，欧盟又对中国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轮胎征收4.3%至45.3%的反倾销税，升级进口监测机制，并对中国聚酰胺纱线征收60%至67.6%的反倾销税。由此，中欧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欧洲仍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供给，却越来越强调投资必须服务于欧洲本地就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中国企业仍希望进入欧洲市场，但必须承担更高的本地化与合规成本，以及更高的政治风险。欧洲的“去风险”没有造成中欧经贸关系物理切断，但正在改变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组织方式和收益分配结构。
美欧之间也不是稳定一致的合作共同体，双方在安全和对华政策上仍有较强协调，但在数字监管、航空产业支持、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方面的矛盾显而易见。2026年7月，美国贸易代表公开批评欧盟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和处罚损害跨大西洋贸易稳定。美国还依据“强迫劳动”议题，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经济体采取301关税行动。这说明，即使在安全同盟内部，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也在冲击传统合作逻辑，美欧关系正在形成安全协调与经贸摩擦并存的新常态。
因此，中美欧当前的真实关系是三方无法相互替代，虽然存在矛盾，但仍保持交往。同时各方保留了必要的沟通渠道，并试图为防止冲突失控设置防火墙。
中美欧大三角运行方式正在改变
首先，竞争性共存使中美欧大三角由相对稳定的互动框架转变为“三边嵌套、分领域组合”的复杂结构。过去，中美欧大三角往往被理解为美国、中国和欧洲三方之间的战略平衡。现在，三方主观上围绕具体议题展开不同组合的对话与合作，客观上则形成一定的相互制衡和风险约束，不过尚未达到整体性战略稳定状态。
在安全和高技术领域，美欧寻求加强对华协调；在数字监管、产业补贴和市场利益问题上，美欧又相互竞争。在维护世贸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金融方面，中欧存在合作空间；在新能源汽车、关键原材料和产业补贴问题上，中欧竞争上升。受限于政治上的成员国结构，欧洲难以成为中美之间自由摆动的独立一极，而更像一个虽有自身利益、但受到安全依赖和内部协调能力约束的“条件性变量”。
其次，竞争性共存将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分层。中美欧难以做到完全的各自关门运行，但正通过出口管制清单、投资审查、数据边界、原产地规则和供应链追溯制度，在全球市场划分出不同的安全层级。核心技术、军事相关产品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隔离程度将继续提高，一般制造业、消费品和部分服务贸易仍会保持较强联系，而绿色产品则更可能是高贸易强度与高摩擦并存。跨国企业则通过“在华为华”“在欧为欧”“在美为美”和供应链区域化，来降低政治风险。
这种分层不会终结全球化，但会迫使企业重复建设供应链，增加库存和合规投入，并在不同技术、数据和碳排放标准之间转换。笔者此次访欧了解到的企业本地化和供应链重构，正是市场主体适应竞争性共存的具体表现。
再次，三方竞争的重点将从商品贸易转向制度性权力。未来中美欧争夺的重点，既包括市场份额，也包括谁来定义绿色产品、可信数据、人工智能安全、关键供应链和公平补贴。欧盟2026年7月向世贸组织提交三份文件，围绕补贴、产业政策和规则约束提出进一步改革主张，反映出经济安全关切正通过规则重塑进入多边议程。
这将使中美欧大三角竞争更具长期性。关税可以通过谈判调整，而制度、标准和产业生态一旦形成，改变起来将十分困难。未来三方关系的稳定程度，将取决于能否为这些制度性竞争设置有效的边界，避免正常产业政策和安全管理被无限扩大。
还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性共存进一步印证了中美欧基轴的客观存在。三方不断增加防火墙，恰恰说明彼此联系深、结构性断裂成本高。若三方可以轻易分开，就无须投入如此多的政策资源进行“去风险”、审查和供应链调整。竞争并未消解中美欧基轴，而是把这一基轴由合作驱动转变为依赖与防范共同驱动。
中美欧关系将走向摩擦与有限合作并存
未来一段时期，中美欧关系大概率不会回到全面合作，但也不会滑向彻底分裂，更可能形成“摩擦增多、有限脱钩、努力再挂钩”的长期格局。
第一，竞争将进一步机制化。中美之间会继续通过贸易谈判和执行机制管理商品采购、关税与市场准入，同时把芯片、人工智能和关键技术保留在安全轨道。中欧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这意味着双方开始尝试将贸易平衡、出口管制和知识产权分歧纳入常态化管理。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代表团2026年7月访华，表明在经济摩擦和地缘分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仍希望保留政治和政策沟通渠道。
第二，合作将从综合性合作转向模块化合作。虽然三方很难就整体经济秩序达成全面共识，但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金融稳定、公共卫生和世贸组织改革等具体领域可以形成有限合作。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循环经济、第三方市场和工业数据合规等领域，中欧合作有巨大潜能。《共同分类目录》（CGT）、绿色债券和第三方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可将中国的产业与工程能力同欧洲的资金、标准和运营经验结合起来。
第三，欧洲将继续寻求有限战略自主。欧洲对美安全依赖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但美国的关税政策、数字争端和产业资本回流，会推动欧洲在贸易、监管和产业领域争取更多自主空间。欧洲不会简单转向中国，也不会完全接受美国的经济战略，其对华政策将长期表现为加强防范、保持接触和争取利益并行。
对中国而言，稳定中美欧大三角，重点不在于推动欧洲在中美之间“选边”，而在于扩大欧洲同中国合作的实际收益。应推动企业由单纯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联合研发、当地融资和供应链合作，并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和规则可预期性，回应欧洲对出口管制、数据流动和产业补贴的关切，同时围绕绿色金融、循环经济和第三方市场形成一批可核验、可持续的合作项目。
笔者坚信，中美欧三大基轴仍然存在，但维系这一基轴的动力，正在从共同增长和开放合作，转变为相互制约与对系统性风险的共同忌惮。竞争性共存不是中美欧关系的过渡状态，很可能是未来较长时期的基本形态。它比全面合作更加脆弱，却比全面对抗更有韧性。长期来看，决定世界经济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不是三方能否消除竞争，而是能否承认相互依赖，并为安全边界、产业竞争和规则博弈建立必要的约束和去风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