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解放日”以来，特朗普政府全面升级对华贸易战，其中“转运关税”成为核心之一。该政策将矛头指向通过第三国转运以规避关税的中国产品，旨在彻底阻断中国产品经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进入美国的渠道。“转运关税”并非孤立的贸易措施，而是美国试图重塑全球产业链战略的一环，它不仅对中国和相关第三方，对全球产业链格局也势必产生深远影响，使之朝着区域化、碎片化方向发展。

7月31日，特朗普关税大棒指向所有间接进入美国的进口商品，如有国家或地区以第三地转运方式规避关税，其商品将被征收40%的转运税。此举旨在提高第三国作为“窗口”转运的成本与法律风险，它并非简单提高关税税率，而是通过精确的供应链溯源审查，将“中国+1”纳入关税打击范围。该政策包括两大工具：

一是供应链溯源审查机制。美国要求进口商提供完整供应链信息，追溯商品原产地和加工过程，企业必须证明产品在第三国的加工是实质性、非简单加工的，否则将面临高额关税。在转运税政策设计中，美国试图精确界定“本地产品”与“转运产品”，主要目的在于识别并限制仅经简单加工、试图改变原产地身份以规避关税（如301条款关税）的中国商品。

二是“转运关税”与“原产地关税”双重打击。对经第三国转运的商品，美国不仅征收原产地关税，还额外征收“转运关税”。例如，若中国商品经越南简单加工后出口至美国，将同时面临中国原产关税和越南“转运关税”。特朗普政府还根据不同国家供应链特点制定差异化关税政策，如对越南、墨西哥、印度等“中国+1”热点地区实施针对性关税。在与越南的贸易协定中，虽然平均关税从46%降至20%，但对含有中国成分或被视为转运自中国的商品则征收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被视为“转口贸易通道”国家，如柬埔寨（49%）、泰国（36%）等。

此外，“转运关税”还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机制配合，以限制美国企业与第三方国家的供应链合作，进一步压缩“中国+1”策略的空间。这套政策设计将使得企业难以通过简单的“第三国加工”规避关税，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全球供应链布局。这种“连坐式”关税政策凸显了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经济胁迫，重塑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强硬姿态。

短期看，“转运关税”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冲击。该政策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肠梗阻”，“中国+1”也恐将受挫。此前许多外国企业通过“中国+1”策略（即在中国生产零部件，在东南亚或墨西哥组装后出口美国）规避高额关税，中国企业也寻求“第三国低成本优势”，而一旦“转运”被高额罚征并伴随严格原产地判定，第三国的税收/低成本优势将被削弱，外迁带来的边际收益将显著下降。

长期看，该政策有可能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路径出现进一步分化。第一条路径是回归/维持在中国本土生产。由于拥有完整产业配套与规模优势，中国的成本-效率仍具吸引力，“转运关税”提高后“回流”成为可行选项。第二条路径是在第三国建立真正的高附加值/独立供应链。若第三国能做到关键零部件与价值链独立，就能逃避“转运”判断，但这需要长期投资与技术转移。第三条路径是区域近岸化或在美国本土设厂。为降低关税与政治风险，部分企业或被迫提升在美生产比重。总体来看，“中国＋1”会从简单的避税策略向更复杂的真正“脱钩”或“重构”演进，但伴随高昂的重置成本。

“转运关税”对关键第三国，如越南、墨西哥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过去几年越南成为“组装出口”热点，承接了大量中国零部件与中间品加工。美国对转运设40%罚征并提高原产地审查标准，可能使越南面临两难：维持与中国的紧密零部件联系将被认定为“转运”并受罚，“脱钩”并建立独立供应链则成本高昂、时间漫长。越南在对美贸易谈判中将被迫接受更强的溯源要求，并承受政治压力。身处北美的墨西哥发展空间同样受到限制。美墨加协定规则下合格的“原产地”可免税，但特朗普的“转运关税”政策取消或收紧了某些豁免条款，削弱了墨西哥作为“低成本后门”的吸引力。更广大的第三国被迫在中美之间，也面临两难选择。它们要么妥协，配合美国监检以保市场准入，要么维护与中国经贸关系，但面临受美国胁迫的风险。这不仅增加了地缘政治压力，也可能在区域内引发更深的分裂。

“转运关税”给全球经贸格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促使各国经贸摩擦成为常态，推动全球供应链“脱钩”或“选择性脱钩”。单边高压可能刺激其他经济体反制，在WTO作用受限情况下，世界经济将更加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