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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全球治理 COVID-19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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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罗德学者,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商业共同体能成为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桥梁吗?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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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拜登政府向在香港的美国公司发出警告,称中国的国安法已经明显让“特别行政区”不再是安全的商业场所。然而在第二天的一次独家采访中,美国商会会长宣布商会已在这座城市的顶级商区购置了一间办公地点,并承诺美国企业仍将致力于在这个亚洲乃至世界最赚钱、最有活力的商业中心之一开展业务。

此时,人们很容易以为中美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太平洋两岸的民众都支持脱钩,支持紧张局势升级,支持与对方恶语相向。考虑到中美两国政府高级代表在双边“对话”中的言辞冲撞和凛然敌意,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人都抱着这种态度,尤其是工商界。工商界的利益与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持续合作和经济协同密不可分,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政治机构倾向于将对方视为本国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威胁,但太平洋两岸工商界的看法显然与正在形成的共识相反:“脱钩”既不是一种选择,也不符合参与两国6500多亿美元贸易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分歧显而易见,但并不令人惊讶。政治人物可以从情绪化的、鲁莽的“排他”行为中捞到好处——无论是民族主义官员利用反西方和反美意象谴责外国资本和政府,亦或是美国政客试图夸大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以及夸大中美两国政府在治理方式上的意识形态差异。当今政治的时代潮流就是需要一个恶魔,对于企图制造并妖魔化国家秩序威胁的人来说,这个恶魔会给他带来统一的可信度。政治人物靠制造分裂,靠种族意识,最重要的是靠民众的防御性无端妄想来壮大声威。所以,特朗普政府中的某些政客把中国描绘成“对美国自由的威胁”,G7的行动被隐晦地拿来与上世纪初洗劫禁宫的八国联军相比对,也就都不足为奇了。

反之,工商界却善于求同存异。商业领域确实不需要零和游戏,通过供应链上的持续深化合作、对突破性技术的研究(其操作模式应当是有管理的竞争,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对抗或冲突)以及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中美两国企业可以获得巨大利益。

深化双边贸易对确保太平洋两岸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福祉至关重要。顺带说一句,中国和美国都从巨量贸易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好处。2020年,对外贸易额占中国GDP的30%,比十年前有所下降,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尽管中国正转向自力更生和国内消费,但中国消费品制造的核心部件和技术仍靠美国供应。中国企业通过海外销售获得的大部分收入被投入到了研发当中,以创新和开创性研究的形式,积极造福更多的民众。同样,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也已渗透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这对后者当然也是有利的。2019年,中国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最大供应国(价值4520亿美元)。虽然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几年受到打击,但随着中国引领全球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这一趋势看来还会延续下去。

投资方面,中国和美国市场都为大洋彼岸的同行创造了巨大收益。最近,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坚实、有深度、综合的资本收益场所,但它的实力不应被夸大。毋庸置疑,在美国的投资存量仍然要大得多,对于寻求在法治健全和有透明度的司法管辖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中国投资者来说,美国证券和股票市场是他们的首选。针对在华尔街上市的滴滴和其他中国企业的最新禁令,无疑给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蒙上了阴影,然而,中国私人资本的能量和主动性不可低估。美国的银行、公司和基金可以通过利用(而不是指责)中国资本获得收益,对此美国大多数主要投行心知肚明。

鉴于上述情况,问题就变成了“商界究竟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北京-华盛顿共识”,它超越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关切,致力于使商业关系免受政治的操纵。交易和互利的经济活动应当远离两国政府越挖越深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对抗泥潭。公司确认和寻求的合资企业,应当能够长期支撑并增强两国民间社会和私人参与者的关系。

当然,所有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政府仍然与私营部门深度关联,最近中国国内对科技巨头和教培企业的迅速打击就是缩影。没有当局的默许,私营部门去政治化是不可能发生的。放松对股票上市的监管,降低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都是必要的改革,只能由国家来进行。中国的企业和资本肯定试图绕过正式的业务方式,所以这注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过,中短期内更可行的替代方案,也许是私人股权和资本确认并投资的项目不仅要获得私人回报,而且要给“99%的中国人”带来公共利益。此举将有助于平息北京的管理者和监管机构对国内弥漫过度商业化风气的不安。

另一方面,华盛顿倒很可能成为美国公司拓展中国市场的主要障碍。从无意中被拖入制裁与反制裁的交火,到成为民族主义和高调反美(对所谓美国和西方挑衅的回应)的讨伐对象,再到要面对涉及外资的多变的新规定,美国企业从北京和华盛顿争吵中得到的好处几乎为零。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办法,对冲双方尖刻的言论所带来的紧急情况和意外。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多样化、加强与省市级政府的联系、深化与地方和全国知名企业的合作来实现。

在这种时候,太平洋两岸的企业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它们必须大声反对将经济关系武器化、政治化,必须努力表达一种愿景,在这一愿景下,中美双方都可以通过不断维护真诚友好的经济关系而取得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