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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资本主义

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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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影响着全球经济前景,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吁对某些关键产品是可行的,包括一些医疗用品。然而,那些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应该脱钩的极端观点,则不具有经济或政治上的意义。

虽然经济脱钩唤起大众的想象,并在华盛顿的政策圈中得到支持,但鉴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性质,脱钩是行不通的。美国将会发现,完全脱离中国对它自己来说是极为困难的,并且在经济上有害无益。两国经济关联至深,这种关系不仅在于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公司所依赖的供应链,还在于双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能源、食品和金融流动。

支持经济脱钩的论点可以追溯到西方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台。他们脱钩的理由很简单:中国是一个经济竞争对手,它采取的是一种“不正常”的、带有敌意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通常被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在人们看来它到处窃取知识产权,并利用“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工具推动经济的升级。

新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局限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标签,描绘出一幅经济零和竞争的画面,所以,必须要实行反制政策,如技术民族主义措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举措与人们眼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采取的“不正常”措施如出一辙。

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地缘经济竞争,西方的看法有三个大问题。首先,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离经叛道,它是过去250年来全球经历过的三种主要资本主义形式之一,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开端。其次,无论一国的哲学、政治或制度基础是什么,像产业政策这样的国家干预工具,都广泛存在于所有类型的资本主义当中。

最后,不管体制和政治性质如何,资本主义都必然会在经济上相互融合。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动力驱使个人和企业寻找新的获利途径,而阻碍这一努力的防护栏,比如寻求经济脱钩的政策,则会抑制资本主义的活力,并最终伤害实施这些政策的经济体。因此,诀窍在于摸索经济共存共强的方法,而不是破坏经济联系。

“资本主义多样性和比较资本主义”的相关文献通常提到资本主义世界两种主要的组织原则。其中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是由自由市场力量主导,辅以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它常见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构成的是一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形式。

另一种常见于欧洲大陆,是由国家、大公司和大工会协调。这种社会协调式资本主义通常与社会民主的规范和原则相关连,包括更高的税收、更好的福利支持、更强大的工会和更少的社会混乱。与不受约束的市场不同,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信奉凯恩斯准则,即资本主义必须积极管理才能成功。

最近的文献则指出,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首先就是发展中世界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尽管有社会主义血统,但中国仍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俱乐部中最重要的新成员。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市场竞争压力和私人及公共实体不断积累起来的资本,但是,国家机构在融资、引导和协调经济力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奉行国家发展主义的资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然而,现代的国家发展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应被看作是对英国出现的产业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应。

令人痛心的是,美国原本是国家发展主义的先驱,它听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建议,保护并培育了本国制造业。德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后来阐述美国的经验,强调是国家生产体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及法国、日本等其他后来的开发者,它们都使用并完善了发展政策工具,包括通过国家协调财政来为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巨大的发展推力。

二战后,日本继续遵循国家发展主义路径,而韩国和台湾更将这种做法推行到政治经济组织。所以,中国只是一系列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发展主义经济体中的最新一员。

特朗普政府现在正试图重振美国的国家发展主义传统。然而,要想让它发挥作用,有效的产业政策必须处在前沿和中心位置。虽然取得过一些成功,譬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参与,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产业政策明显是无能的。

市场自由派认为实行产业政策是失败之举,但在许多成功的案例中,国家掌权人物靠激励措施和政策变革,刺激了新兴产业的出现。国家政策确保新兴产业创造出知识产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知识产权又会回报国家的投资。

美国的政治体制旨在向公众提供同政治决策者接触的机会,与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相比,美国国会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就使随之而来的游说行当制造出这样一种环境:美国的许多产业政策尝试都变成了对衰落产业的救助。

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包括中国。但中国的产业政策受益于地方和中央政府多年积累的试验,精英决策者在政治上与世隔绝也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越来越着重于鼓励新产业和新公司的创建,比如通过有政府背景的风投基金提供支持。

作为经济霸主,美国已经习惯了在众多产业和技术领域当世界第一,鲜有其他国家能在规模上与之竞争。然而,如今许多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具有竞争力,一些国家已经在推动它们的整个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和政府经济政策优先考虑技术升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才有了“美国优先”的回应。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采取的政策是片面的,它强调从全球竞争中退却,而不是寻找有效的竞争手段。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逾矩,但它有自己的弱点,尤其当经济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时候。因此,特朗普的技术民族主义其实是走上了歧路。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只能在特定的产业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而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建立这样一种生态系统。

归根结底,只有不断积累资本的动力不受阻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其中的个人资本主义才能蓬勃发展。在这个政策舞台上,自由市场型资本主义、社会协调型资本主义和国家发展型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都一致赞同:即使有各种风险,要保持经济活力,就必须去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

华盛顿的经济脱钩战略放大了国家发展主义模式的错误特征。他们对贸易和投资设置各种壁垒,而不是用明智的产业政策来保持和建立美国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政策是被强加给并不适应此类措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承认全球体系中存在着不同形式、各有优劣的资本主义,可以让决策者避免看错问题和抱薪救火。对华盛顿而言,把中国说成“不正常”和“充满敌意”,实际上是在否定美国自己的政治经济遗产。

当然,中国的经济崛起构成新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体量。但反动保守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不是解决办法,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必须要磨练对竞争的适应性,以培育让相互竞争的经济体共存共强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