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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源远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教授

没有看到减贫的全貌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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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0日,贫困儿童在安徽省阜阳市一家当地企业赞助的活动中领取冬衣。(图片:王彪/中国日报)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针对减贫所采取的实验性方法。评审委员会称,这些经济学家借鉴了医药学的随机对照试验法,来检测具体的干预措施能否“大大提高我们抗击全球贫困问题的能力”。

虽然一些人庆贺这种用来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得到认可,但另一些人则怀疑,像评审委员会所说的,“把这一问题切分为较小的、更容易管理的问题”,这样真的能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吗?在这场辩论中,显然少了中国的经验,而中国占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脱贫人口的70%以上,可谓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案例。

过去40年,中国有超过8.5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正如北京大学的姚洋所指出的,这一切“与随机对照试验法无关”,也不是靠给穷人发放救济,它是国家快速发展的结果。

邓小平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放开私营部门,欢迎外来投资,拥抱全球贸易。随着成百上千万农民从田间转移到工厂,他们赚到工资,有了储蓄,并把子女送进学校。再加上私人创业大潮的兴起,从而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

但姚洋没有承认的是,伴随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减贫记录,还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不平等和腐败。习近平主席2012年上任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标准,0代表最平等,1代表最不平等)已达0.47,比英国和美国都高。一份中国家庭研究报告甚至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61,几乎与南非持平。

水涨船高,但其中一些船会比其他高很多。所以,当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刚刚脱离贫困线的时候,少数个别人已经一跃而成为富豪。他们不只是靠运气,或者企业家精神,尽管中国的一些富人是靠辛勤工作和敢于冒险积累起财富,但也有其他的很多人,他们致富靠的是巴结那些愿意用手中的特权来收受贿赂的官员。

认识到极度不平等和裙带风所构成的危险,习近平同时发起了两项运动。一个是采取就业安置和福利补助等“精准”扶贫措施,力争到2020年消除农村贫困,另一个目标就是根治腐败。在习近平领导下,150多万名官员受到处分,其中包括一些最高级别中共党员。

中国经验对发展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法及其评估的针对性项目可以起到减贫的作用,但是,实现大规模减贫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还是经济增长。正如牛津大学兰特·普里切特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年收入中位数超过1045美元之前,能让3/4以上家庭每天的生活费超过5.50美元。

因此,任何对大规模减贫有兴趣的人,都应该通过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通过系统性思维(联系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去了解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如果像迪弗洛和班纳吉所说的,随机对照试验法像相当于“管道”,那么,系统性思维就是对整个排水系统的规划和检修。简单说就是,我们不能没有全局观。

中国发展经验的第二个启示是,增长不一定都是公平的。需要有福利项目,同时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此来大范围地分配经济增长产生的收益。在这里,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帮助,可以利用随机对照试验法,去评估针对性干预措施的效果。

最后,适应性治理是至关重要的。与姚洋认为中国经济成功是由于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相反,中国实际上否定了许多标准的政策处方,尤其是西方式民主是发展之必要条件这个信条。

这并不意味着像许多人以为的,中国的繁荣是因为威权统治。在毛泽东的独裁下,中国蒙受过灾难,包括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真正秘密是“指导下的即兴发挥”,即地方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进行政策试验。

概括地说,消除贫困的关键是包容性增长。它的实现,需要把促进国家发展的宏观政策措施,与解决具体问题的微观计划结合起来。新兴经济体必须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21世纪的挑战,尤其是技术变革和气候威胁。这需要做各式各样的研究,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万能灵药是不存在的。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Missing the Big Picture on Poverty Reduction”(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