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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要素

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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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上星期,北京发生了一件对20世纪下半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它的衍生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一举打破了流行的教条,开启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当时的流行教条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工具。邓小平通过对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讨论,建立起政治同盟,巧妙地废除了这个教条。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警灯占据了上风,现实而不是即成的教条成为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巧妙运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名言,推翻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瓦解了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开始了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设。后来的事,正如人们所说,被载入了史册。

上周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对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表达了敬意,他强调“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不断促进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是最为重要的。用现实来检验政策的正确性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由三中全会发起的惊人改革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有多个。

权力竞争的制度化,以及在(邓小平提议的)寡头集体领导这一更大框架内的有序交接班,使中共避免了尖锐的人事和意识形态冲突,而这一点曾在毛泽东晚年时期搞乱了整个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些制度规范,特别是高级领导人的退休年龄和“两届任期后要么升迁要么离职”的原则,如今已经松懈。更宽泛地说,从邓小平开始实行的党政稳步分离正在出现逆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预见到党不会放松在政治体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三中全会过后仅仅几个月,强调这一主导地位的“四项基本原则”就被大力重申。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它将激励措施与生产构成相结合,在农村释放出了创造力。更重要的是,实验性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后来的企业改革避免了结构变革的“大爆炸”,同时建立起改革试点,来克服与市场不完善、价格扭曲和制度缺陷有关的一系列低效率问题。

同样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开放,使中国利用其基于比较优势的要素秉赋获得了厚利。对于像中国这样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来说,靠生产鞋子和儿童玩具白手起家并不丢脸,这本身就令人钦佩。随着外资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组成的供应链在中国土地上扎根,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开始在中国国内采购。这样一来,中国就锁定了全球制造业当中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供应链发展。

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必要的有利外部环境,首先是与美国的共生关系。三中全会开幕前两天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绝不是巧合。除了与越南在1979年(陆上)和1988年(海上)发生过短暂而激烈的武装冲突,中国没有卷入与别国的战争。

但从根本上说,三中全会发起的改革取得成功,有两个因素是十分关键的。第一个是,中共改革进程成功与否,取决于党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其改革共识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第二个是,中共以财权和管理权下放为导向的改革,是根植于增长、发展和政权稳定的历史模式,它在中央控制与地方积极性之间取得了适度平衡。过去的中华帝国也是一个地区分割的经济实体,它通过中央对人事调动和升迁的严格控制来保持统一。这种历史形成的自上而下控制,遏制了庇护式政治病毒对体制的劫持,而地方的宽松又激励了有抱负的省级官员创新并追求更高目标——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

展望未来,中国和中共正处在转型的风口浪尖,或者习近平所说的“新的历史起点”。它同40年前一样重要和具有挑战性。

从经济角度看,对那些希望从制造业和投资拉动增长转向服务业和消费拉动增长的国家来说,东亚的增长模式并不可取。每一个曾经作出尝试的高增长、制造业密集型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明显的经济放缓。政治上,中等收入状态,以及迅速崛起且拥有产权的中产阶层日趋成熟,都不利于专制且发展滞后社会的内部稳定。没有哪个东亚社会(除了小型城市国家)在跨越人均1万到2万美元这个危险区域时,其原有的政治制度能够毫发无损。韩国和台湾都见证了戏剧性的亲民主动乱。至于外部,与华盛顿的关系是粘合剂,它促使北京满怀钦佩地复制美国的繁荣和实力,并刺激北京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以免美国成为容易发怒的潜在对手。但今天这两种算计都要打个问号,中美关系可能正处在意义深远的转折点。

中国和中共的未来不是注定不变的。中国正在开放外来投资和服务体制,其发展水平远超日本或韩国的管理,或者它们曾经作过的尝试。中共高层领导的集体决策框架明显不同于韩国和台湾的魅力型一人军事独裁。特朗普政府针对北京的前所未有的施压行动,很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像上世纪90年代末外贸体制改革一样彻底的对外来投资和合资企业制度的改革,进而使中美两国在未来30年保持一种共生的贸易投资关系。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国经济向世界令人震撼的再度开放——与19世纪中叶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就将继续在21世纪造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