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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中日关系新起航折射世界经济新时代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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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在首尔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图片来源:新华社)

5月8日到11日,李克强总理访日,宣告中日关系“新起航”,“迈上新台阶”,以史为鉴,搁置争议,驶向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此次,中日达成“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互惠关系”共识,做出以史为鉴向前看的合作姿态。密集的访问日程,折射着近邻大国浓浓的一衣带水情谊,满是干货的协议及备忘录,描绘着中日互惠关系的新路程。这些成果,既有维护周边共同安全的“海空联络机制”,也有着眼未来的官民合作委员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尤其是共建积极的金融安全体系的中日双边RQFII(人民币计价的境外合规机构投资者)机制。同时,在社会福祉、亲民惠民领域,双方积极互鉴,取长补短,达成社保协调、养老亲民等合作备忘录。在面向未来的技术领域,双方也描绘了包括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关乎未来社会体系和创新创业体系的合作蓝图,内容实在,言之有物。

那么中日关系何以如此迅速地得到改善的呢?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中日关系的改善不是横空出世。事实上,中日双方领导人都早有修复、改善关系的意愿及行动。回顾过去五年,中日双方领导人在多种多边舞台频频接触,正面会谈。特别是2014年在北京召开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达成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四点原则共识”,为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确立了指导方针。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民间团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扩大民间交往提供了理论支持。而随着G20杭州峰会成功召开,中日高层接触日趋频繁,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积极负责任的大国行为开始理解。2017年安倍政府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北京国际高峰论坛,表示了在“一带一路”中推进中日合作的意愿,为中日在第三方合作做出正面表态。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及相关纪念活动,中日双方都有积极安排,中国领导人更是多次关心支持民间企业、智库及友好人士先行先试,尝试民间起步。这些以经促政、扩大交流、务实合作的交往形式,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奠定了民间和经贸基础。

从日本财务省发表的国际收支统计看,2015年中国再度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重新超过美国,中方依旧保持对日顺差,中日经贸往来健康可持续。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整体的经贸往来活跃,对东盟和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日本企业从中国和东盟获得的投资收益也占其海外总收益的45%以上,超过欧美。这改变着以往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居主导地位的格局。亚洲成日本企业发展的关键空间。

美国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在结构上越来越呈现“美欧亚三极体制”格局。在国际货币关系上,也呈现美元、欧元及“人民币为代表的非美元”倾向,即出现了“三极货币体制”的雏形。三极体制虽然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等亚洲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其酝酿的不稳定性风险,对中国等亚洲各方来说尚未做好应对准备的。这种新风险不仅包括汇率不确定性,也包括资金流向和流量的不确定性。更不能忽视的是,随着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智能化、数字化与环保节能化等新时代特征的技术涌现,以及新产业的形成,WTO这一多边体制及其规则无法管理这种新趋势和新风险,反而与逆全球化相重叠,成为亚洲新兴国的发展风险。中、日、韩及东盟等亚洲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这种风险,客观要求这些国家走到一起,共同应对时代变化。

每十年一个时代,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它的主导技术,这自然会形成反映时代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关系。亚洲开发银行最新预测,到203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今后每年估计将出现1.7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亚洲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是亚洲共同发展的外在环境,其战略通道、基础市场、基础产业、基本动能也必将成为亚洲产业分工体系的基础,以及共同的地区安全体系的基础。这是亚洲共同发展的条件。安倍政府已将基础设施出口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增长战略支柱,中国则提出了“一带一路”长远倡议。作为世界位居经济第二、第三位的亚洲近邻大国,中日如何在亚洲展开着眼未来的以亚洲发展大局为重的合作,关乎能否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风险。这才是中日改善关系,以及中日韩再聚首,共商合作的时代背景。

正如李克强总理的访日日程及中日共同勾勒的合作蓝图那样,新起航的中日关系,折射着世界经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