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特朗普 南海问题 全球治理 朝核问题 中美贸易 中印关系 人民币汇率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 梁薇 美国明德大学教授

房间里的巨龙: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

2017-07-07
S3.jpg
2017年3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对美国移动中心的汽车工人演讲。

竞选期间,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不断将中国作为标靶,称其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他特别指责中国导致了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工作岗位流失、制造业衰落,并进行货币操控。政策监管者们担忧,这最终会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篇专栏中,我想分析一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其效果,并分析最初的过渡期对本届政府未来处理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中美关系有何借鉴意义。

特朗普上台已经5个月有余,我们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是:特朗普是否遵守了其针对中国的竞选承诺?简短回答的话,答案是“没有”。双边贸易逆差依然持续扩大,制造业工作岗位也依然仍未回流到美国本土。特朗普在上台首日旋即改口,称不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当然,如果详细回答的话,答案肯定要比仅仅梳理他的所做(或未做)复杂得多。

与克林顿政府对多边主义(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和奥巴马政府对地区主义(如TPP谈判)的支持相比,特朗普总统偏爱双边主义。他似乎相信,美国能够通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双边谈判获取最大利益。在今年4月份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会谈中,双方同意为解决一些存在争议的贸易议题展开双边谈判,尤其是在扩大美国对中国出口方面。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于5月12日宣布,作为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百日计划”的初期成果,双方达成了10项共识。

根据该计划,中国同意取消针对美国牛肉和生物工程种子的进口禁令。中国还将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并就允许美国公司提供电子支付服务发布了指导原则,同时向两家美国金融机构颁发了承销债券许可证。农业和金融服务业是美国精心选择的、旨在迫使中国作出让步的两个领域。虽然让步有限,但这对于美国来说极具战略意义,同时也令特朗普在政治上获益颇多。

然而,这并非解决中美两国贸易紧张关系的有效方法,因为它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双边贸易摩擦可以涵盖很多领域,包括钢铁、汽车配件及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但其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只要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继续推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商界就不得不面对非关税壁垒、产业政策、政府补贴、货币操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当然,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不会一夕发生,但它的确需要强大的外力推动。展望未来,在采取行动解决中美两国具体贸易争端前,特朗普政府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特朗普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将美国的贸易政策与中国的对朝外交政策进行捆绑?如果中国的货币操纵国地位取决于中国为控制朝鲜所作的努力,这将向中国和美国其他贸易伙伴释放一个错误信号,即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条件是“可以协商的”,且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

第二,特朗普已经放弃了TPP。从经济角度看,TPP是打开其他11个亚太国家市场、通过设定新贸易规则(或者说令其他TPP成员的国内规则“美国化”)促进美国商业利益最全面的贸易协定;从政治角度看,TPP是可靠的定心丸,令其他国家确信美国会继续与该地区保持接触。亚太地区在生产网、供应链和地区内贸易投资方面是一体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无疑将给中国带来新机遇,它会以自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填补空白,包括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倡议。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该地区的中等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或重新衡量自身的战略利益,或迎合,或从众,或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

第三,特朗普政府若想有效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必须出台一个更明晰的对华政策。中国正在崛起,其影响力正在增强。中美关系应当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被重新定义。与政治和安全关系相比,传统观点认为中美两国更易在经济议题上达成共识。一些人甚至声称,经济议题能够成为缓解双边整体政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带。但是,这种长期以来的共识正在瓦解。现实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北京政府并没有遵循美国式规则或在全球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相反,中国的经济政策正日益为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所操控,并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两国政府达成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反映双边关系政治经济现实的新共识已经迫在眉睫。

扩大的经贸往来给两国带来了巨大利益。然而,与在过去双边关系中通常扮演的支持角色不同,美国商界眼下正在被全球衰退和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竞争所撕裂。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压力也开始增强,而这将成为决定双边经济关系未来发展的更重要因素。当下的双边经济关系中,竞争因素占据了上风。无论是多边贸易自由化还是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都缺乏政策共识和对融合性全球经济政策的远见。此外,当前的双边经济紧张关系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中美两国应努力管控未来可能出现的哪怕无法解决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