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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再平衡、回报:透过亚投行洞悉欧中美三方关系未来

2017-06-06

2015年3月,英国宣布希望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其他欧洲国家紧随其后。这是一个大新闻。毕竟,亚投行是中国主导的倡议,一些人将其视为对亚洲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的直接挑战,抑或是中国尝试打破西方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一步。在表示“随时准备欢迎新机构融入国际发展体系”的同时,美国不仅明确表示不会加入亚投行,并劝阻G7成员国和盟国不要加入。尽管如此,截止到4月15日,已有30个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与21个亚洲初始申请国共同成为创始国,其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以色列、韩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等美国的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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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媒体普遍认为,这个结果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是一场“溃败”,正如易明(Elizabeth Economy)所形容的那样。她认为,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或者至少应该随着其他国家的加入而欢迎它。一味反对让美国显得虚弱。

大多数围绕创立亚投行的讨论都集中于中美关系、中国通过亚投行影响全球机构与治理的努力,以及美国、其他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对这一倡议不同方式的回应。如果我们从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加入亚投行的创始国视角来看会怎样?这一事件是否表明,美国的主要盟友开始以跨大西洋关系为代价转向中国?

我认为并非如此。影响法国、德国、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风险、再平衡、回报。违背美国不加入要求的风险水平较低,因为成为亚投行创始国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更不会威胁它们自身的国家利益。再平衡也是因素之一,因为这三个国家虽然仍与美国稳固结盟,却一直表示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其政策的逻辑表达。最后,加入亚投行的潜在回报是可观的,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渴望从良好的对华关系中继续获取经济利益。综合这些因素,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不应被理解为与美国的根本决裂,而是代表一种现有政策的延续。两年来,我们看到,美国与法、德、英之间对亚投行看法的分歧并没有对一直是战后基石的大西洋两岸关系造成持久伤害。

特朗普时代情况变了吗?

特朗普总统最近的欧洲之行结束后,华盛顿和全世界都在忙于分析跨大西洋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G7峰会后评论道:“那个能够完全依赖彼此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了一点。”这或许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本质开始转变的最初信号。

此次行程中,中欧与中美关系似乎不是重要议题,不过至少有一个话题得到了讨论,一个中国和欧洲目前观点一致,而与华盛顿观点明显相异的话题——《巴黎气候协定》。事实上,默克尔总理表示,与特朗普总统就该话题的对话“非常不令人满意”。然而,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并在5月早些时候致电法国新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承诺支持该协定。马克龙5月25日告诉特朗普,这一协定对法国和国际社会十分重要,并敦促他不要作出任何让美国退出协定的“仓促”决定。

正如亚投行创始国的例子,对于欧洲来说,在《巴黎协定》问题上同中国(而不是美国)站队的回报十分诱人。他们相信,该协定即使无法逆转但也是遏止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影响的重要一步。此外,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欢迎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坚定合作伙伴。这种情况下的再平衡与亚投行一样,不是放弃同盟,而是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地区与全球重要问题上进行合作是有益的。

然而从风险角度看,气候协定情况或有不同。欧洲盟国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决定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然而或许因为《巴黎协定》的目标会触及国家能源安全,这方面的政策差异倒有可能导致大西洋两岸关系紧张。如果可以的话,见识美、欧、中之间的态势如何成为其中一个因素将十分有趣。

传递给华盛顿的信号

亚投行的情况说明,当风险微乎其微而回报十分诱人,并且美国的盟国仍相信中国更多参与全球事务有利于全球稳定与增长时,欧洲国家很可能与华盛顿意见相左,而与中国一致。如今,大西洋两岸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而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等中欧合作机遇变得十分重要。在这些情况下,一旦要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作选择,风险、再平衡和回报的结合就会成为欧洲如何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