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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世俭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对当前国际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2016-06-16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和西欧,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迅速上升。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2015年6月23日提供的信息,2014年,西方七国集团经济总量36万亿美元,从十年前占世界经济比重65%下降到46.6%,而金砖五国当年经济总量17.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8%上升到22.12%。美国与西欧不得不顺应这一重大变化,将世界经济管理体制作重大调整,从原来由西方七国集团讨论和决定世界经济政策扩大至20国集团。20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的80%左右,对世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这大大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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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集团体制从2008年11月15日由部长级提升至政府首脑级别,至今已历时八年,但尚未设立常设机构。笔者建议,应为20国集团设立秘书处,为20国集团首脑和部长们提供更多的咨询和信息服务,扩大20国集团的影响。

20国集团会议要多务实少务虚。要吸取APEC的教训。2005年在韩国济州岛的APEC国际贸易论坛上,美国APEC高官曾对笔者说,APEC是一个“茶馆”,是空谈加服装秀,从未达成过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可取之处是它给各国政府首脑提供了一个非正式会谈的平台。

国际金融机构也作了一些改革。2015年4月25日,世界银行董事会通过改革方案。股权份额分配如下:1、美国15.85%;2、日本6.84%;3、中国从2.77%上调到4.42%(第六位升到第三位);4、德国4.0%;5、英国和法国各3.75%。2016年1月27日,IMF宣布2010年股权份额改革方案生效。中国从第六大股东变为第三大股东,股权份额由3.996%升至6.394%。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跻身股东前十名。金砖五国总份额达到14.7%,但尚未达到15%的否决权水平。

以上改革很重要,但两者执行的都是2010年改革方案。这些本应在2011年实施的方案,被美国国会毫无道理地拖了五年之久。殊不知,这五年世界经济发生了多大变化。以中国、日本的经济总量为例。2010年中国GDP为5.88万亿美元,日本5.46万亿美元,旗鼓基本相当。而到2014年,中国的GDP为10.3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13.43%,日本为4.6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5.97%,日本GDP仅相当于中国有44.41%,连一半都不到。不难看出,到2016年日本在国际金融机构股权份额仍然大大高于中国是多么明显的不合理!多年以来,世界银行和IMF股权份额是五年一调整,2016年执行的是2010年的股权改革方案,是多么的荒唐和离谱!所以在杭州峰会上,中国将联合金砖国家提议国际金融机构立即着手下一轮改革方案的讨论,争取2017年达成协议,2018年实施新的股权份额,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占股权份额,以便在世界金融改革与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使中国在这两个金融机构中的股权份额位居第二,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一致。

世界贸易管理体制也应该进行改革。关贸总协定成立于1947年,当时只有美欧为主的23个成员,被前苏联称为 “富国俱乐部”。1995年初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15年底扩大到162个成员(34个发达成员和128个发展中成员),其中发展中国家占79%。其规则是,不论大小,出口额不论多寡,一个成员一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实行协商一致的规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员都拥有否决权。这样一来,就致使一些议案议而不决、长期扯皮。最著名的例子是,2013年12月初,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几个贸易小国阻挡了有利于占世界贸易额98%的160多个成员的多哈回合贸易便利法的通过。后经中国多方努力,才得以让这几个贸易小国高抬贵手通过了贸易便利法案。2001年启动的多和发展回合至今已历时15年,虽经过多方艰苦努力,解决了贸易便利法案和信息化产品减免关税法案,但多哈回合至今未能完成。这使国际贸易界人士普遍对WTO失去了希望,相反区域贸易合作蓬勃发展,大有架空WTO之势。其中最突出的,是奥巴马发起的TPP和TTIP两洋经济合作区。这些突显了WTO运行机制再不改革确有被架空和挤垮的趋势。

WTO如何改革?笔者建议在其框架内设国际贸易理事会。原则是,由占世界贸易额1%以上国家组成常设理事会,此项原则是参照当年IMF设立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原则。1969年成立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包含16种货币,这16种货币由过去五年在世界商品及劳务出口中使用率占1%以上的货币组成。

根据WTO统计,2014年货物出口额占1%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26个,其中亚洲11个、欧洲10个、北美洲2个、拉丁美洲2个、澳洲1个。上述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占当年世界总出口额的78.6%。若考虑地区代表性,补充非洲2个名额(南非和埃及或尼日利亚),共计2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13个,发展中国家15个,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近80%。这与20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80%基本持平,实现了普遍代表性原则。重大世界贸易问题,先在WTO国际贸易理事会的28个理事中讨论,基本达成协议后再征求其余134个成员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的体制将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协议的达成,从而激发WTO的活力,服务和管理世界贸易,促进和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另据WTO今年4月7日发表数据,2015年货物出口额占全球1%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28个,其中亚洲12个、欧洲11个、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各2个、澳洲1个。上述28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82.2%。若加上2个非洲国家,那么出口额将占83%。其中,发展中国家17个,发达国家13个,布局更趋合理。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使美国和西方经济伤了元气。面对这次罕见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力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举行了一场印钞大比赛。美联储积极推行了三批量化宽松政策,从2008年11月到2014年10月底共超印了3.963万亿美元的钞票,2009年至2014年美国财政部发行了7.4万亿美元的国债,两者相加达到11.4万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中国11.03万亿美元GDP的规模)。不少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嘲讽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坐在直升飞机上撒钱的人。此外,伯南克还推行了超低利息政策刺激经济。

欧洲央行也大力推行欧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宣布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大大减缓了对重债国的压力。拿什么来购买各国的国债,自然是用欧元。大批的欧元从哪来?天上掉不下来,只有打开印钞机,一天三班倒的加印。

日本央行宣布推行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日元大幅度贬值。

到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停止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5年12月18日宣布加息0.25%。而欧洲和日本一直坚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在2015年,日本央行在2016年初竟然宣布实施负利率政策,用以刺激疲弱的经济。

现在西方世界美国经济之所以一枝独秀,是因为除了美联储大力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奥巴马总统从2009年初上台以来强力推行重新工业化的政策,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促使产业结构调整。而欧洲和日本则没有调整产业结构,一味地印钞票,实施低汇率、低利率,甚至走到了负利率,致使经济长期疲弱。欧元区出现了二次衰退,日本出现了三次衰退,日本的央行已经走到黔驴技穷、走投无路的境地。

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峰会上说:“回顾上世纪几次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各国应对手段的失误通常使经济难以复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分别采取一些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和扭转颓势的作用。现在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复杂程度远超以往,解决起来需要综合施策,绝非一日之功。” 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说:“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2016年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视频讲话中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冲破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也可能带来较多的负外部效应,着力点还是应该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上。在这方面,各国的情况和做法有所不同,总的方向应该是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

实际上,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日益严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世界贸易量的增长。根据WTO的统计,1993年到2013年世界贸易量年均增长5.3%,但从2012年至2016年世界贸易增长连续五年低于3%,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2015年全球出口额只有16.48万亿美元,比2014年的19万亿美元下降了13.2%。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2016年1月5日又全面详细地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笔者认为,这一经济理论也适用于全世界。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领导人要充分利用今年秋天在杭州举办20国集团峰会的机会,亮明旗帜,全面阐述改变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推动世界经济较快发展的良策。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正在被西方有识之士接受。2016年4月20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IMF总裁拉加德表示,当今全球经济之所以增长缓慢而且十分脆弱,主要是与2008年到2009年那场金融危机有关,一些国家未能处置好危机所留下的伤痕,尤其是银行大量的坏账至今留在其资债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这是发达国家缺乏活力的原因之一。她表示,在影响经济的另外两个因素上,即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过于谨小慎微。在我们看来,光靠货币政策的拉动无法支撑经济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