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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竞争的经济学

2015-09-01

凡是提及美国在亚洲作用的美国思想家,都会强调该地区作为未来世界经济中心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写道,“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在中国,它正通过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推行雄心勃勃的与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显然,中国和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战略,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但许多理论家强调美中经济合作的互惠互利时,往往忽视了结构性经济问题带来的竞争和不稳定因素。对新兴市场和未开发资源的争夺是对抗性的,这种争夺可能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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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结束。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人口长期的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这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通过共同增长来保持活力,而随着增长放慢,新的投资机会减少,对现有市场的竞争就会挤压利润。为保持企业盈利能力,寻求新市场和高增长地区变得十分关键。美中角逐影响力的两个主要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恰恰是世界上两个剩下的主要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以务农为生,与全球市场只有微弱连系。

欠发达地区是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新市场的重要来源。而对外国企业来说,所有这些都是零和经济要素。不可再生的资源无法获取两次,劳动力不是无穷无尽的,出口市场则趋于饱合。资本主义企业互相竞争获取这些要素,而且最好是在不均衡条件下获取。各国尽其所能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不足为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自由贸易”协议,它把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排除在外,有效地为美国企业提供了优先准入机会。中国公司也有同样追求,它们在非洲购买矿山的独家经营权,并宣称以军事设施保卫这些矿产。政治军事竞争与经济竞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支持本国企业发展,能让国家获得切实利益。希拉里·克林顿认为,“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让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长期分离几乎是不可能的。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国家,可以支撑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技术先进的国家也能够开发出更先进的武器。例如,如果没有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将无法负担每年10%的国防预算增长。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实力就会转化成政治实力。这意味着,对于互相竞争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世纪以前,E·P·汤普森和罗莎·卢森堡等激进的理论家认为,帝国主义产生于对新市场和海外资源的竞逐。整个19世纪,欧洲列强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竞相抢夺殖民地。这种对土地的争夺导致了军备竞赛,助长了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新统一的德国很快成为经济强国,它要求分享与其不断增长的实力相称的全球战利品,从而威胁到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英德对抗催生了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和一个僵硬的联盟体制,使战争成为必然。在接连绕过摩洛哥和巴尔干危机后,欧洲在1914年终于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听上去很耳熟。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大国,中国和美国处在与当年德国和美国相似的位置上。但其历史定位还是存在某些重要区别。19世纪,地球上多数地区欠发达,易于开发利用。而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全球经济关系比一战前紧密得多。今天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性大得多,大国的投资扩张机会却变少了。这种稀缺,往往会造成冲突。

有关美中经济合作好处的甜言蜜语有助于缓和人们对新冷战的担心,但它忽视了经济诱因会推动安全竞赛。由于企业利益在美中两国都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对竞争的行为产生负面压力。像休·怀特所设想的美中大妥协,不仅涉及地缘政治平衡挑战,还包括彼此接受新兴市场和资源的势力范围划分。而一旦这些地区的增长终于开始放慢,即使这样的妥协也可能难以维持。

解决这一危险态势,不是靠美中之间某次特别的外交安排,而是要重组全球经济,使之保持低增长状态下的稳定。这是严峻挑战,这种转变需要经济朝生态可持续和更为公平的方向发展,包括工资收入的均衡,以保证繁荣被广泛共享,人们不必追求破坏稳定的经济增速。新技术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闲暇,而不是一味提升产量。这些转变将与今天的短视和利润至上迥然不同,如果我们希望规避美中两国零和竞争的巨大危险,那么这就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