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南海等议题的持续发酵，叠加中美战略信任不足与新兴技术带来的误判风险，中美潜在冲突点日益增多。构建有效的危机管理体系、避免军事冲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紧迫课题。

近期我在美国媒体上读到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声称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内外政策将让中国而并非美国“再次伟大”。文章提出，当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将冲击美国经济、社会和国际地位，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中国在贸易、新能源、全球治理等多方面提升全球影响力，并认为伴随美国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中国必将取而代之。这种言论再次展现出一些美方人士对美国的不自信、对中国发展尤其是中国超越美国的担忧甚至恐惧，并没有从客观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和进步。

美国意在迫使中国让步，但未能奏效，只是激励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接触，并通过本土技术研发变得更加独立自主。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保护主义策略理论上是为美国创造贸易优势并排挤中国，但又认为世界仍需要美国的消费者。贸易战期间各种新关系的形成可能意味着美国受到冷落。

中国首次在开发国内技术上押下高风险赌注，是在2018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时，这并不是稳赢的。但随着美国试图将中国逼入绝境，几乎没人认为中国还有其他出路。

随着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的利益竞争做出反应，一个新的全球舞台正在形成，而英国可能将自己定位为21世纪的中间地带。

以经济脱钩、高科技限制和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作态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将改变中美双边关系和全球安全格局。

在中美聚焦最近的采访中，复旦大学教授吴心伯警告说，2019年以来，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均出现恶化，双方互信现在接近于零。他认为，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里，双方应转变思维方式，转向合作。

拜登政府所谓合作、竞争、对抗的三对策已经沦为以对抗为主轴的对华政策。美国利用亚太地区国家服务自身战略的意图已是路人皆知。

新报告中所折射出的威胁感知与力求必胜的竞赢策略，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美国的战略焦虑。究其本质，尽管报告增加了针对全球合作的篇幅和内容，但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问题上的认知并未超越特朗普，正愈发将双边关系的光谱向竞争推移。

近来，美国战略界出现不少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理性声音，与美国今年以来经历的三场危机相关，对下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拜登政府不仅在扭转对华政治生态、舆论环境上无所作为，在纠正特朗普对华“恶政”方面也乏善可陈。拜登政府改善对华政策的窗口期正在快速消失。

布林肯讲话既是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政策与行动的总结，也是在修葺辞藻后更成熟、更立体、更聪明、更具进攻性的行动纲领。但提供长远化解分歧与矛盾的方案，才是有远见和智慧的政治家所应承担的角色。

美国实际上无法解决美欧在中俄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也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美欧联手制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