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政府的外交战略方向有可能是“欧洲再平衡”，以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美欧关系。但这不等于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特朗普时代的对华全面打压完全转移。

美国欲将四国安全对话正式化，建立某种类似北约的关系，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但“印太北约”缺乏现实根基和利益支撑。

如果乔·拜登在11月击败唐纳德·特朗普，他将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美国能否与核心盟友合作，推动民主和人权，同时与更多的国家合作管理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以应对跨国威胁。

特朗普“伟大的美国复兴”在国内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国际舞台上举步维艰。由于不断出现新的全球性威胁，“美国优先”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独行。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未见成效。本届政府应遵循“谦逊”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舞台上重新获得信誉。

对外交政策的评判不仅要看具体行动，还要看其行动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环境。

利用无人机袭击杀死苏莱曼尼不仅将美伊两国推向战争边缘，也让所有人看到特朗普任内美国外交决策的杂乱无章。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一事件令美国变得更不安全，而特朗普团队表现出的无能说明，人们的看法也许是对的。

说所有国家都在按照国家利益行事，这等于废话，至少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问题在于领导者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定义和追求国家利益。

21世纪前20年国际政治生态的改变主要是美国国际战略的变化造成的。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使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如果特朗普执政八年而不是四年，那么美国的机构、诚信和软实力很可能会受到腐蚀。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的继任者都得面对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

美国新非洲战略是“美国优先”和遏制中国政策向非洲的延伸，但很可能“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空前激化了中东地区各类矛盾，严重搅乱和恶化了地区局势，使该地区陷入多年来罕见的紧张动荡乃至战乱危机之中。

有感召力的软实力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传统，它同时还有干涉主义和十字军东征的传统。

美国“印太战略”与“亚太再平衡”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延续和升级，但这一战略前景暗淡，改变不了印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势。

参考、学习或借鉴哪些他国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完全是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