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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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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家批评说,特朗普总统最近在比亚里茨G7峰会上的举止草率,并且有破坏性。另外一些人则表示,媒体和专家过于关注特朗普个人的荒唐行为、推特和政治把戏。他们争辩说,从长远来看,历史学家只会把这些看成是小过失。更大的问题在于,特朗普出任总统究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还是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小插曲。

当前对特朗普的争论使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重大历史结果是人类选择的产物,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受我们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带来的势不可当的结构性因素使然?

一些分析人士将历史洪流比作奔腾的大河,河道由气候、降雨、地质和地形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河水所承载的东西。即便如此,人类也不是依附在随波漂流的木头上的蚂蚁,他们更像在激流中的木筏上,试图把握方向,避开礁石,有时倾覆,有时则成功地驶向目的地。

了解一个世纪以来领导人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选择与失败,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今天面临的特朗普出任总统的问题。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应对独一无二的变化,但人性是不会改变的。选择很重要,作为和不作为,都会产生后果。上世纪30年代美国领导人没有采取行动,促使地球变成了人间炼狱,在美国独占核武器的时候美国总统没有拒绝使用它们,结果也是如此。

这些重大选择是由情势决定,还是由个人决定的呢?回想一个世纪前,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派遣美国军队赴欧洲作战,而另外的领导人当政的话,无论怎样都会这么做(比如西奥多·罗斯福)。最大的不同在于,威尔逊的理由是出于道义,但他顽固地坚持要么完全加入国联,要么完全不加入,结果却适得其反。一些人指责说,正是威尔逊的道义,使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重回孤立主义。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把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当时掌权的是保守的孤立主义者,这一切也会发生。不过,罗斯福对希特勒威胁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准备,对美国参与欧洲战事至关重要。

二战结束后,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结构奠定了冷战框架。但如果成为总统的是亨利·华莱士而不是哈里·杜鲁门(1944年罗斯福没有选华莱士做自己的副总统),美国的反应风格和时机也许是不同的。1952年大选后,如果成为总统的是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脱,或者独断专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杜鲁门遏制战略相对顺利的整合就会中断,但杜鲁门的继任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使这项工作得以延续。

约翰·肯尼迪在避免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发生核战争,并在其后签署第一份核军备控制协议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他和林登·约翰逊让美国承受了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越南战争的失败。到上世纪末,结构性力量导致苏联衰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则加快了苏联解体的时间。里根的防御建设和谈判技巧,以及老布什的危机管控本领,都为和平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技能是很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不能轻易忽视特朗普的行为。比他的推特更重要的,是他对机构、联盟和美国软实力吸引力的削弱。民调显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软实力下降了。他是70年来首位背离美国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统。詹姆斯·马蒂斯将军曾担任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后来辞职,他最近对这位总统漠视联盟表示哀叹。

总统既需要使用硬实力,也需要使用软实力,要让它们以互补而不是矛盾的方式结合起来。权谋和组织技能固然必不可少,但培养自我意识和自控能力的情绪智慧,以及让领导者了解环境变化、因势利导并相应使用其他技能的情境智慧也同样重要。而情绪智慧和情境智慧都不是特朗普的强项。

领导力理论家高塔姆·穆昆达指出,经既定政治流程仔细筛选的领导人往往是可预测的,老布什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未经筛选的人执政表现差异很大。亚伯拉罕·林肯相对来说是未经过筛选的候选人,他也是最好的美国总统之一。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他的从政背景是纽约房地产业和电视真人秀。事实证明,他能熟练地掌控现代媒体、藐视传统智慧和进行破坏性的创新。一些人认为这会带来积极后果,比如对华关系,但也有人仍然心存疑虑。

特朗普的历史作用也许取决于他是否连任。如果他执政八年,而不是四年,那么美国的机构、诚信和软实力很可能受到腐蚀。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的继任者都得面对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其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策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因为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实力变化,这中间既包括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崛起),也有从政府转向非政府行为者(由网络和人工智能赋权)。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我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是在我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rump's Effect on US Foreign Policy”(2019)